當今，大數據伴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發展，正在對經濟社會產生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大數據時代給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我們把握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的特點，適應大數據時代的需要。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的“雙重”特質

    如果說10年前我們對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區分是“現實”與“虛擬”，那么，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快速發展，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虛擬世界”里的數據量極其快速的增長。2011年全球被創建和復制的數據總量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來自于個人（主要是圖片、視頻和音樂），遠遠超過人類有史以來所有印刷材料的數據總量（200PB）。過去幾年全世界產生的數據量甚至超過了歷史上2萬年來產生的數據量的總和。面對大數據（尤其是圖像、視頻等非結構化數據）對“虛擬世界”滲透、影響，虛擬世界的匿名性、非對稱性、非真實性，正在為具有對稱性、真實性（真實的畫面、真實的情感等）、即時性特征的“鏡像世界”所取代。

    早在1991年，耶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戴維－杰勒恩特(DavidGelernter)就指出，互聯網的終極世界是“鏡像世界”。“鏡像世界”如同人在鏡子中的映像那樣，鏡像世界和現實世界本身存在著真實的關聯和表達。正因為鏡像世界的產生，所以現實中人的喜怒哀樂，現實人在社會中的各種活動，都借助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信息網絡技術，迅速“鏡像”。也可以說，人類的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可以開始“鏡像化”的這樣一個階段。

    “鏡像世界”的產生，本質上反映的是人類社會生存范式的一種轉變和擴展，即人類的社會生存范式從單一的物質實體生存向物質實體生存及其鏡像化生存融合的社會綜合生存方式轉變。“鏡像化生存”以計算機、網絡等硬件為基礎的，以數字化數據及其運算來表征顯示物質世界中各種真實關系的社會生存、社會交往方式。比如，消費者通過網絡，通過鼠標、鍵盤就可以完成傳統的購物行為，那么，這種行為就可以看作是購物過程的鏡像。其中的深層邏輯關系沒有改變(比如買車、買商品，賣商品出貨)，但實現方式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當今世界，網絡社區、網絡店鋪、網絡課堂等都可以看作是物質實體世界的社區、店鋪、學校的鏡像存在。而人類在計算機網絡里完成的本應在現實世界里完成的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實踐，也可以稱之為社會的“鏡像實踐”。顯然，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具有以“雙重世界”為基礎和研究對象的特質。

    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研究，必須以“現實世界”為基礎，更應突出關注“鏡像世界”。在當今世界，真實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被數據化，Google每年掃描100萬本書和雜志，Google Earth在注釋整個地球表面的地理信息，Facebook在注釋我們的真實世界里的社會關系，手機、移動設備和可穿戴的傳感器在不知不覺中記錄人的聲音、興趣、表情、行動、心跳、睡眠時間。

    在這個意義上說，鏡像世界的社會治理，更應凸顯破解現實的真實世界社會治理面臨的各種問題、各種困惑，更應多樣化、快速化的反映現實世界社會治理的需求、社會治理的過程、社會治理的水平、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使鏡像世界的社會治理更具真實意義、真實價值。

    以客觀數據彰顯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特征

    從“虛擬世界”到“鏡像世界”的大數據是一個質的跨越，但大數據的形成是個過程。這里以北京社會治理的大數據積累為例，看看大數據時代如何影響社會治理。北京市委社會工委、市社會辦與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組成課題組于2013年12月29日發布了《中國社會建設藍皮書·北京社會建設報告》，啟動了北京社會治理大數據理論積累的工作。報告聚焦北京社會建設（包括社會治理）客觀指數，客觀描述和反映了北京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的特質。一是橫向比較：北京與31個省市的比較，與全國13個1000萬人口以上特大型城市比較，與G20國、金磚五國、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比較。如31個省市自治區社會建設的37個指標，特大城市21個指標的比較，社會建設綜合指數北京第一；社保、社會環境與G20國、金磚五國比，處于領先水平，但預期壽命低于新加坡、韓國。二是縱向比較：北京社會建設、社會治理五年走勢，19個指標分析，總體趨勢好，尤其是預期壽命，到2010年以后年均增長1.02歲，很少見。

    大數據積累，還以指數得分的方式反映了北京37個指標數據自身的特點、比較結果的水平，以及五年中的不同走勢和未來預測；北京16個區縣21個指標的數據也反映了16個區縣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的不同特點和水平。大數據積累為社會治理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使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作者分別為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北京市委社工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