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顯示，逾半數受訪公眾會經常捐款捐物，但近九成受訪者表示從未收到過慈善機構的信息反饋。“汶川地震發生后單位統一募捐，我捐了2000元，到現在也沒人告訴我錢花哪兒去了。”上海市民高民說。

　　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國內不少慈善捐贈款物的使用，要經過“申請-立項-層層劃撥”等復雜流程，存在周期長、環節多、效率低、透明度差等突出問題，對捐贈者的反饋更是無從談起。

　　他認為，慈善公益事業通常經歷幾個階段，一是公布捐款數量；二是公布捐款運用的進展，并向捐款人及時反饋；三是信息的分類、加工，生產出相應的信息產品。“現在中國的基金會有一部分到了第一個階段，很少有基金會可以做到第二階段”。

　　與此同時，屢見報端的違規事件讓人心憂。比如，昆明紅十字會原常務副會長阮姮利用職務之便公款購物、玩樂，溫州市紅十字會出納陳某在5年里挪用公款126萬余元……

　　為確保捐款用到“刀刃”上，2010年5月，曹德旺、曹暉父子向西南干旱災區捐款2億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訂了國內第一個慈善捐贈問責協議，提出“管理費不超過善款3%”“如發現不合格率超過1%，將對超過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賠償”等條件。這讓人們看到了些許慈善透明的亮光。

　　脫去行政外衣，回歸社會本位

　　目前，我國慈善事業與發達國家間差距巨大。社會以及業內越來越感受到信息不公開對慈善事業的制約。

　　王振耀說，國內大多數公募性慈善組織或多或少帶有行政色彩，參照行政機關的標準運行，在信息公開方面缺乏動力和壓力。“慈善信息公開不是小事，它關系著慈善作為公共服務的標準和體系變革的問題。”他說。

　　在方向上，慈善組織應盡快脫去行政外衣，回歸社會本位。王振耀說，汶川地震大大激活了全社會的慈善要素，“80后”等年輕慈善群體涌現，網絡等新興傳播媒體手段興起，“全社會正形成一個拉力，把慈善組織拉回到社會的懷抱之中”。慈善組織應迅速順應這種“拉力”，及時“歸位”。

　　在環境上，要盡快改變慈善管理“有‘法’無‘辦法’”的尷尬現狀。專家提出，現有法律法規對慈善信息公開有原則性的規定，但缺少詳細操作規范和細則。是否公開信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慈善組織的道德自覺。應盡快制定完善相關操作辦法和標準，對慈善信息公開等形成剛性約束力。

　　在監管上，盡快改變“第三方”缺位的現狀。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盧漢龍認為，應逐步建立起包括獨立第三方評估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媒體監督、捐贈人和公眾監督在內的社會監督體系和項目評估機制。

　　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致力于基金會“透明化”建設的“基金會中心網”于2010年啟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中國慈善透明報告，參與制定慈善信息披露指南；《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明確“推行慈善信息公開透明制度，完善捐贈款物使用的追蹤、反饋和公示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