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域、同類型的事故，“命價”的計算不同。例如，不同地域的礦難，“命價”可能不同。2005年12月23日，河南軒瑞礦產資源有限公司商洛分公司郭家溝采礦點發生事故，導致2名民工窒息死亡。每位死者家屬獲得的撫養費、安葬費、精神補償費等共計9.4萬元。2004年陜西銅川陳家山煤礦發生礦難，每位死者家屬得到了5730.6元的喪葬補助金與45844.8元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2001年7月17日，廣西南丹礦井發生透水特大事故，每名死難的工人家屬獲得賠償4萬元。又如，不同地域的交通事故，補償數額也不相同。四川在線2005年12月26日的報道說，養父被車撞死，12歲的養子獲賠44000元（車主已先支付其喪葬費6220元）。《廣州日報》2005年12月26日的報道說，兒子在交通事故中不幸被撞死，60多歲的黃婆婆得到21萬余元補償費。再如，關于工傷死亡的補償，根據中國新聞網2005年12月27日的報道，香港的補償額由最低30多萬至176.4萬元，但澳門的補償額則由12萬元至40萬元。中國內地則比較低，例如，2000 年9月3日，三峽大壩工地3號塔帶機一吊耳根部突然斷裂，造成了3死31傷。3位死者家屬各獲得了8萬元至10萬元不等的工傷賠償。
在不同的國家，同類型事故的“命價”計算也不相同。2002年5月7日，中國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CJ6136麥道客機在機艙失火后，墜入大連附近的海域，機上旅客和機組人員共112人全部遇難。在“5.7空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旅客沒有購買航空人身安全意外險。根據國務院《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這些旅客的親人將最多只能從航空公司得到7萬元人民幣的賠償。但是，同樣是飛機失事，國外航空公司給遇難者家屬的補償相對較高。例如，200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客機在臺北機場失事，導致83人死亡。事后，新加坡航空公司宣布對每位遇難者的家屬提供40萬美元的賠償。
雖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官方“命價”計算標準不同，但是，同一個事故中，例如前述“5.7空難”中，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職業、不同職位等等的不同的人們，獲得的補償卻是相同的（排除是否購買保險的因素）。
我認為，“命價”的計算不能搞“一刀切”，如果將不同的人的“命價”整齊劃一，這從道理上是講不通的。例如，科學家愛因斯坦與某個農民相比，誰的命更值錢？你可能說，生命不能俗化，高貴的生命怎么能估價呢？而且，你可能認為，由于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至高無上的，都是無價的，所以，一定要估價的話，愛因斯坦與農民的“命價”應該是一樣的。我認為，衡量一物價值的最好的辦法，是假定失掉這件物，因為這樣就可以確定由它決定的邊際效用。也就是說，看失去一件東西，可能給你帶來什么樣的損失。那么，人類社會失去愛因斯坦與失去一位農民，給社會帶來的損失相同嗎？顯然不同。所謂“生命無價，人人平等”，這樣的說法并不符合事實。
人人都知道，生命一旦失去，將無法挽回。除了極少數為了后代的幸福以及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取金錢的極端分子，沒有人會為了金錢而出賣生命。不過，萬一發生了意外，所謂的“無價”的生命，就需要“估價”了。譬如說，肝癌患者，只要買得起昂貴的藥物，或者能夠支付一定的大價錢換肝，就可以盡享天年。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講，死于肝癌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生命的價格，取決于本人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所以，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
由于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相應地，每個人的“命價”應該是不同的。人們對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價”就不可能相同。因人而異的“命價”，才真正體現了平等，但其前提是大家面臨相對科學的算法。譬如古代貪官犯了死罪，可以用銀子贖罪，但是，不同級別的官員，價格不同。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一萬二千兩銀子。堅持“一刀切”，如果統一按照高價贖罪，那么，大多數人只好一死了之，因為，普通百姓一年收入幾十兩銀子就算不錯了。這樣一來，贖罪制度形同虛設；如果按照低價，如一千二百兩銀子即可贖命，就會縱容官員犯罪。清朝各省的總督巡撫，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一萬兩，夠他們贖八條命了。
如果拋棄“一刀切”，而考慮個體差異因素，那么如何科學計算“命價”？從本質上講，“命價”是一種價格，跟一般資本物品的價格計算原理相同。所以，一條命的“命價”，就是這條命的未來收入的折現值。我認為，人生就是一系列的事件，如果刻意將人的一生劃分為一個個的月，每個月都會有收入（包括有形的收入、無形的收入，工資收入和非工資收入等等），這些收入排列起來，就是一個收入川流，將所有的收入折現加總，就是這個人的資本價值，也就是這個人的“命價”。
不妨舉例說明。假設張三和李四，張三年薪80000元，李四年薪90000元。二人的工作性質相同，性別相同，年齡相仿，但是，李四的工作比張三的多了1%的“死亡機會”，在經濟學眼中，這10000元便是“風險貼水”，而他的“命價”就是：10000×（1÷0.01）= 1000000（元）。
當然，我的上述分析不是教人“收買人命”，而是指出生命有潛在價格。除了極少數為了后代的“幸福”而不惜犧牲生命而換取金錢的極端分子外，沒有人會為了金錢而出賣生命。不過，萬一發生意外，作為“無價之寶”的生命是需要折現的。（本文原載《幸福經濟學》一書，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