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4月份出臺了80個向社會資本開放示范項目，我上個月去了江蘇、合肥、浙江，專門調研落實，走了20個項目，但是實際效果并不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莊聰生在日前參加“國企改革進行時———共識與務實”研討會時表示，拿一個港口項目來說，資金投入巨大，且需要十年以上時間才能夠建成，而且是否盈利還是未知，這樣的項目民營企業敢投嗎？

　　國企改革項目“遇冷”的情況，成為民資參與本輪國企改革的一個真實寫照。《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國企改革已經進入加速期，國資委推出的“四項改革”措施也已正式對外發布，6家央企獲得了“四項改革”的試點權，地方國企改革的方案也在相繼公布。截至目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四川等省份公布的改革方案中，無一例外都包括吸引民資參與國企改革這項內容。以廣東省為例，剛剛出爐的方案明確，到2015年，全面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70%，除了國家政策明確必須保持國有獨資的，其余企業在3到5年內實現股權多元化。重慶市更是向非公資本敞開合作大門，將包含25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110個項目推向社會，推動國有資本與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一位業內專家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坦言，目前來看，如何更好地吸引社會資本、民營企業參與到國企改革，無疑成為本輪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國有企業改革大規模向社會資本敞開懷抱時，不少民營企業似乎并不領情。莊聰生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今年1至8月份，他帶隊走訪了12個省，接觸了170多個民營企業，大部分民營企業目前對混合所有制改革都采取觀望態度，真正拿出實際行動的非常少。

　　他對記者坦言，很多民營企業一般總是在有一定發言權或者主導權的前提下才會投資入股國企，純粹讓他當配角是不愿意的。然而，參與國企拿出來改革的項目，往往需巨額資金投入，而民營企業雖作為股東卻沒有任何決策權。另一方面，很多民營企業擔心國企現在拿出來的項目并不是效益相對較好的，而一些包袱資產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根本沒有吸引力，一些民營企業甚至擔心，投進去的錢會被國企拿去還債。

　　記者注意到，目前國企債務問題已經成為本輪改革中國企面臨的巨大難題。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在會議期間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他曾在兩會期間寫提案時注意到一組數據，央企和地方國企的資產總量是90萬億，總負債60萬億，負債率達到67%。“我前段時間收購了四家企業，其中兩家已經資不抵債，說明現在國企的債務問題很嚴重。”曹德旺說。

　　“民營企業和國企之間在體制機制的管理基礎上經常會產生一些沖突，民營企業的優勢是貼近市場，機制靈活，一旦作為股東加入之后，執行決策在征求國有股東之后，國有股東要層層上報，這自然影響企業運行的效率。”莊聰生表示。一位民營企業負責人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坦言，他對曾經參與過的國企的一個項目感觸很深，一個決議甚至走流程都需要半個月時間，往往最佳的市場機會已經錯過。上述人士對記者說，擺在民營企業面前的另一個現實是，小的國有企業都已經改完了，現在剩下的需要改革的國有企業無論規模和體量都很大，民營企業根本沒有辦法和它們合作。

　　“現在民營企業和國企改革還是要消除壟斷，消除隱性壁壘，讓民營企業能夠真正進得去。”莊聰生說。他認為，首先，要實現股權分散。在國有第一大股東不變的情況下引入民營資本進來，并達到相當的比例，使混合所有制企業實行股權分散。其次，要推行國有資本在股份所有制企業中持優先股，比如浙江有的地方把大型國企的50%的資產作為優先股，然后把26%的股份賣給民企。這樣一來對民企來說就是以小搏大，需要一半的資金就可以掌握企業經營的主導權，同時對國企來講降低了交易的門檻，可以引來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競價，提高國有企業股權的價格，民營企業將企業經營好了，提高了股權價值，國有資本也就實現了保值增值。再次，要推進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真正分離。比如可以采取有限合伙的方式，出資人承擔有限責任，管理者承擔無限責任，降低風險的同時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在經濟學家、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華生看來，進行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時，還要更多地考慮普通老百姓、普通投資者、大眾參與的機會，同時制度上要注意堵住相關漏洞，創新國有資產的定價和交易方式，收購兼并過程中要規范定價和交易方式，防止國資改革“暗箱操作”帶來的國資流失。（記者 楊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