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斐建國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他本和劉斐關系很壞，只要劉有建議，他必反對，后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的關系，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正是因為有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還有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韓煉成、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里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解放軍包圍圈，蔣怎能不敗？

　　遷臺之后，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失敗有什么反思么？

　　高華：民國將亡，人心渙散，大勢已去，蔣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李。蔣責美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并非失敗于共匪而是失敗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于俄史而是失敗于美馬（馬歇爾），“美必后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蔣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

　　當然蔣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蔣介石在故鄉溪口寫道：“為政二十年對于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后對于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到該年年底，蔣介石在臺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曾總結出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蔣在日記中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而最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臺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作為領袖，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失敗還是應負主要責任吧？

　　高華：蔣介石是黨國的重心，以一人領黨、政、軍，他對國民黨的軍事失敗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蔣是過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這使他的言與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齊家的傳統思想。到了二戰后，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 “對牛彈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能以圣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圣賢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說軍事教育應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心， 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后的臺北。1949年8月15日，國民黨政權已陷入滅頂之災，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自強自立之道，莫急于興學、養廉，而興學之要，在于窮理致知，實踐篤行；養廉首務，在節約勤儉，敦厚樸素；戒浪費，祛消耗；明禮義，重廉恥。”如此這般，只能稱得上是迂闊了。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蔣的軍事學“六藝”本無錯誤，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軍的“翻身打老蔣”、“訴苦”？

　　從日記中看，蔣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的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氣，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黨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所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對我更是如此”。然而，國民黨是一個世俗化的黨，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它的軍隊更是世俗化的，在當時的條件下，蔣是很難戰勝超凡脫俗的、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共和解放軍的，國軍失敗乃是不可避免的。蔣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為徒勞，大陸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臺島。中國的歷史由槍桿子翻開了新的一頁。(張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