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汪精衛辭職赴法。1927年，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歸國。 7月，汪在武漢主持發動“七一五”政變，不僅在對內政策上屠殺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在對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聯俄政策為反蘇親帝政策。兩月后，蔣汪反共合作，“寧漢合流”。

　“一邊抵抗，一邊談判”

　　1927年12月，在國民黨內爭中失利的汪精衛再度赴法，后成為國民黨內反蔣派領袖，領導了“改組同志會”、 “護黨救國運動”、“北平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等一系列反蔣政治軍事斗爭，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汪蔣再度合作，汪氏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職，并自1932年8月17日起兼署外交部長，至1935年12月12日辭職，時間長達三年多之久(其間1935年8月9日至23日曾因國民黨內爭而離任)。

　　汪氏當時在外交上提出的主要主張是“一邊抵抗，一邊談判”。這是在認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主義”的基礎上，面對日本侵略所實行的一種妥協政策，其基本內涵是“所謂交涉，便是在極端忍讓之下，求得解決；所謂抵抗，便是到了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時候，為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不能不奮起而為正當的防衛”，以有限的抵抗實現妥協之目的。

　　在蔣汪共同主持下，國民政府與日本先后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以及《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城下之盟，并屈辱地處理了其他一些對日事件，而日本則得寸進尺，由東北而華北，進而進攻全中國。由于在前臺主持外交事務的是汪精衛，當時抗日輿論將親日妥協的矛盾直指汪精衛，甚至孔祥熙都說“蔣先生主戰，汪先生主和，中國之不戰，坐于汪先生從中作梗”。然而，與汪共同作出妥協決定的蔣介石在公開場合卻從不替汪辯護，也不聲明與汪共同負責，汪氏成為 “眾矢之的”，汪派人物憤憤不平，也由此種下汪、蔣再度分裂的根由。

　“低調俱樂部”的靈魂

　　1935年11月，汪精衛遇刺，出國就醫。西安事變發生后，再次回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汪氏雖在口頭上也高喊抗戰，但對戰局始終抱悲觀態度。汪精衛每當談及抗戰前途，總是“搖頭太息”，稱“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么樣子！”從抗戰開始到南京淪陷的不到半年時間里，汪氏不僅多次當蔣之面“進言和平”，而且為此給蔣寫了十幾封信。

　　以汪為首，逐漸在他的周圍形成了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集團，以周佛海為中心的“低調俱樂部”成為一個有代表性的團體。周佛海說“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我們當時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

　　1937年11月，日軍占領上海后，開展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調停的陰謀活動，企圖通過“和談”，引誘國民黨投降。“低調俱樂部”成員非常興奮，竭力主張對日妥協。汪精衛在主持的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務委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接受日本投降條件的決議。但日軍占領南京后，又追加了新的條件，蔣介石因顧慮“他的政府會被全國輿論的浪潮沖倒及中國會發生革命”而未予接受。這使汪派大失所望，但還是如周佛海所說“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

　叛國投敵

　　汪精衛與周佛海等勾結，導致了國民黨抗日陣營的分裂和叛國投敵集團的產生。

　　1938年3、4月間，周佛海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名義，指使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多次往來上海、香港間，與日本前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南京辦事處主任西顯義、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密商“中日和平條件”。 7月，又背著蔣介石派高宗武赴日本，與日本軍部達成以汪精衛為收拾時局對象的“和談”協議。11月中旬，汪精衛、周佛海授權高宗武等在上海日占區與日本軍方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就中日和平秘密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以及籌劃汪派集團出逃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