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陳賡與家人合影

　　采訪陳賡的長子陳知非、次子陳知建、女兒陳知進以及部下王恩田

　　采訪時間 2003年1月

　　采訪地點 北京靈境胡同

　　采訪對象 陳知非(時年74歲) 陳賡與王根英的長子

　　原航天部高級工程師

　　陳知建 陳賡的次子 原重慶警備區副司令員 少將

　　陳知進 陳賡的女兒 北京301醫院主任醫師、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宣傳隊隊員

　　采訪記者 董雅麗

　　“見他的時候，我心里緊張”

　　陳知非是陳賡與王根英唯一的兒子，王根英在1939年犧牲。陳知非聽說父母1927年結為夫妻；聽說他們異常恩愛；聽說1933年他們在上海相繼被捕。陳知非對于父母的印象幾乎空白，基本上都來自別人的講述。

　　記者:由于當時的革命形勢，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時期由父母親自帶大的實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與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觸的機會很少吧？

　　陳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給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從記事的時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記事的時候我就不知道我父親母親是什么樣子。我與母親合影是兩歲多，但是我這個人記事晚啊，我父親母親什么樣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訴我的。

　　記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時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卻因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給您的姥姥。孩子總會對自己的父母產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么向您描述父母的？

　　陳知非:她告訴我說，你父親是共產黨的官。我小的時候就知道，別去向外人說。從小我就知道我父親母親都是共產黨里頭的。在我小的時候總是聽我外婆給我講我媽在上海鬧罷工的事情，說我媽凈闖禍。把那個槍搬到自己的家里來，步槍，搞什么起義嘛。她把槍放到我們家桌子底下，我那個大舅舅嚇得要死。他給我講我媽罷工，我舅媽也知道，我舅媽也是紗廠的工人。說外國汽車要撞她(我母親)，她站著不走，結果那個汽車就停了。

　　記者:您小時候和您母親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多，在您的記憶中，您對母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時間？

　　陳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媽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給家里寫信來，還給我繡了一個枕頭，有時候還給我寄來小孩玩的東西。我母親在監獄里待了9年，經常給我寄枕頭、布娃娃之類的東西。我媽出獄以后就根本沒到上海來，直接去延安了。

　　盧溝橋事變以后，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里待了好幾個月，有點相依為命的感覺。回去的時候家里房子都燒光了，什么都沒有了。沒辦法，我們就搭了一間小房子住在里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個被火燒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哭了好幾天。

　　記者:后來隨著國內形勢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發展，您父親也有條件把您帶到身邊，父子團聚。他是怎么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見到父親，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動？

　　陳知非:那時候上海有地下黨，我父親派人到上海來打聽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親派人來打聽，說要把我接到解放區去。那時候我們沒事干，我在家里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媽就瞪眼。

　　我走的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在談判。我上路的時候很高興，心里想總算能夠離開上海，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了。我在蘇北上船，碰到游擊隊員，不穿軍裝的。我當時對槍比較感興趣，這可能是遺傳。然后到山東，曲阜解放了，進曲阜去看，全是石頭碑。當時吃飯倒不發愁，斗地主也見到了不少新鮮事，一路上經過了曲阜、泗水、靈巖等許多地方。那時候沒有車，就開個路條，到這個縣政府。縣政府一看我們行動不方便，就讓我們住下。第二天他們派人送我們走，有時候騎騾子、騎馬，有時候坐牛車。過封鎖線的時候，就由山東民兵保護我們，有20多個民兵，我以為封鎖線多厲害，結果過了以后，我問他們過了沒有，他們說早就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