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災難并沒有停止，文化大革命仍在向縱深發展，失去控制的造反者們正在走向瘋狂。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一時間，“一月革命”的奪權風暴在全國各地驟然刮起。

　　軍隊決不能奪權，軍隊必須保持穩定，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致認為，在非常時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明確規定不能沖擊軍事機關，不準隨意揪斗各級領導干部，不準成立所謂的戰斗組織等。最后，他們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條命令，呈送毛澤東審批。1月28日，經毛澤東親自簽發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迅速傳達到全軍。

　　林彪、江青尋找時機迫害老元帥

　　斗爭遠遠沒有結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這幾位元帥視為其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直在窺測方向，尋找時機，圖謀把這幾位元帥整倒。

　　2月中旬，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人，由于對“文化大革命”許多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碰頭會上，與林彪、江青等人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實真相，顛倒黑白，把元帥們的抗爭誣蔑為“二月逆流”，隨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批斗與圍攻。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

　　正在醫院治眼疾的劉伯承聞訊，不顧左眼已近失明，摸索著來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地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他和聶帥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轉到中央蘇區。長征時更是左右相伴，同率先遣隊為紅軍殺開血路，為北上抗日作出重大貢獻。建國后，聶帥在國防科技戰線奮斗，功勛卓著。想到這些，劉帥感慨萬千。良久，才說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這在平常情況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難以估量。事過19年后，聶榮臻回憶這一情景時還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我身處逆境，老戰友的這種安慰是多么珍貴啊！”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謂的“楊、余、傅事件”，誣陷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武裝沖擊中央文革”，稱為“‘二月逆流’的新反撲”，并羅織罪名，撤銷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將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對于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曉。對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理解。于是，便坐車到葉劍英那里了解事實真相。葉劍英告訴他，由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已經取代了軍委常委會。今后，軍委常委將不會再開會了。聽罷葉劍英的話，他默然不語，低頭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擅自發出”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名義，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許多老同志強行疏散到外地。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則到武漢。

　　1972年1月6日，是劉伯承極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誼厚的摯友陳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擊迫害，不幸離開了人世。對老戰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這時，他的左眼視力已完全喪失。他讓人攙扶著來到醫院，人未進門，哭聲先傳了進去。他只恨自己雙目失明，不能最后見一見老戰友的遺容。他走近床邊，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顫抖著從老戰友枯瘦的面頰一直撫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發出痛切的呼喚:“陳老總啊，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喲！”在場的人看著這位八旬元戎肝膽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樣，無不潸然淚下，嗚咽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