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以宏在孤兒院上完小學后，已16歲了。不久，勞動人事部門將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紡廠工作。當時，中央提出青年人“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號召，戴以宏立即響應，在全廠職工大會上，頭一個報名去支援農業第一線。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紡廠調往安徽樅陽縣農場普農山分場，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后來又改當修理工。
“文革”中期開展“三查”活動時，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孫子。當時，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點文章，但戴以宏反駁道：“我9歲就進孤兒院，是政府把我撫養成人的。我連戴笠面長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時工作積極，也就順利過了關。
戴以宏1976年在普農山分場與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結了婚。1984年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兩人便離了婚。不久，戴以宏又與本場一位女工重新組合成小家庭。后來，他成了名7級修理工，他和女兒生活過得也蠻舒心。
七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專程赴臺灣看望了她的母親鄭錫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臺探親。母子5人40多年來第一次團聚。那時，鄭錫英患有風濕性心臟病，經常在床上躺著。人老了格外思念家鄉，她對子女們說：“如果有機會，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長孫戴以寬，也已過花甲之年。大學畢業后又留學美國，獲得企業管理學士學位，現供職于美國，身邊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孫戴以昶，畢業于臺灣東吳大學，在臺灣省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任職。近年來，隨著臺灣工商界人士來大陸投資開店辦廠的增加，他也在考慮此事。他表示：今后一旦時機成熟，即回大陸投資辦公司。
過去的已成了歷史，一切應該朝前看。在采訪結束時，戴眉曼女士說：“我雖然出生在一個特殊的家庭里，血緣的關系把我們與戴笠父子連在一起。這些都是無法選擇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我和戴以宏自幼離開母親，留在大陸寄養。政府和鄉親們并未對我們另眼相看，而在諸多方面關心我們，使我們成為自食其力的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我們家前兩代人走進了窮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則走上了一條光明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