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能夠確定的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關于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于閻明復，張友坤的證詞實際上亦來自于閻的說法。而閻明復的這一說法，又來自于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將領，后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據閻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后去看望同樣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說了一句：“張漢公是共產黨員。”一為前東北藉大學生，后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據他回憶，宋黎過說，當年宋曾特別就此問題請教過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說“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宋說他已把葉帥談話內容記錄下來，裝進保險箱，準備死后再拿出來交給中共中央。但是，閻的回憶文章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他說他在1995年夏天去過蘇共檔案館，偶然發現了1936年12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文內容就是關于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里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他緊接著強調：“以后的事態表明，盡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里，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現”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后所謂“以后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達到之后，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后再來采取。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寄希望于當事人之一的葉帥的回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現在還沒有人看到過宋黎的這一記錄；第二，我們也很難確保宋黎的轉述不會與葉帥敘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持上述說法。1936年6月30日劉鼎給中共中央電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于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系已進到組織關系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準備功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并肯定“八月個來的政治關系，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并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