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給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鐵面無情"。美國《新聞周刊》說他是"中國最厲害的老板"。中國新聞社則說他"從'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堅韌不拔之人莫能為也"，還說他"敢說，因為他說的是心里話，是真話，不是八股老套"。 這樣一個人，如若不是為情所動，有感而發，能夠淚灑劇場么？ 現在我們就來聽一聽朱镕基的"有感而發"。

　　本文摘自《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馬立誠 凌志軍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中國的事情，看清楚已經不易，做到就更難。

　　很多事，不是沒有看清，而是裝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鳳梧所說："要說話不敢張嘴，要走路不敢動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樂無窮；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別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準備好了：不僅吃苦，還要傷心。

　　1996年歲末，朱镕基副總理在北京看話劇《商鞅》，為劇情所動，凄然淚下。商鞅以驚人的勇氣掀起改革之潮流，終為頑固派羈絆，車裂而死。此事雖已過去兩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嘆。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總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經濟形勢的報告，其聽眾有北京市黨政軍各方面的相當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開的六個會議的參與者，包括中國文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第三次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全國科技獎勵大會、中國銀行港澳工作會議、中國軟科學學術年會，總計超過六千人。關于這件事，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只在頭版下面放了一條三百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樣文字。讀者在這簡潔的消息當中，不會讀到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外人或許以為，朱镕基對他的聽眾真的沒有說出任何有意思的話來。實則看中國的事情，是不能只圖表面的熱鬧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勢中，臺前和幕后會演出完全不同的兩場戲。

　　朱镕基的講話在當天被復制錄音帶若干，在中央政府機關中廣為發送，按照共產黨內文件傳達之途徑，曉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聽全部內容的人大都以為，這是朱镕基副總理自他主持經濟工作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演說，發自內心，極為生動，無論大事小事，均有詳細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來到北京副總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遲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開，其標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亦從這時候開始，朱镕基對經濟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經表現出來。典型的表現，是壓住了經濟的"大起"，卻沒有出現"大落"；壓住了通貨膨脹，卻未見市場蕭條。

　　其實，"宏觀調控"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強中央政府在經濟方面的集權。因為，如果中央經濟方面大權旁落，就會連帶地發生政治方面的影響，甚至還會造成中央對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實行這一方針，卻又包含著操作方面的極大問題：既不能與既定的改革方向發生沖突，又不能縱容地方權力和利益的過分膨脹，才能折中地將兩者相融合。

　　從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國，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大相徑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國。大體上說，我們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的成功與失誤的所在，都在于集權和集利；第二代領導人的成功與失誤的所在則正相反，在于分權和分利。現在第三代領導人來執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領導人那樣集權集利號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領導人的放權放利縱容四方。朱镕基的辦法，是協商和妥協，也即設計一個中央和地方分享權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充當一個調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講當中所列舉之1994年的稅制改革。他說："實行分稅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他所開列分稅制之結果，也是一個討價還價的產物：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十，可是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所以，中央實際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約百分之五十二，"雖然多了，但是還不夠，赤字還是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