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細菌學出現之前，人們雖然會根據疾病最主要的特征為其命名，但一般來說，還是會把不同的傳染病全丟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記者解釋：“這是因為對民眾而言，高傳染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是細菌或病毒的緣故，而是認為這是天災或者瘟神作祟。”
不過，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后細菌學的建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不再同一而論。人們不會再愚蠢地打著宗教的幌子進行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內的“請神”活動，也不再單純地在這些傳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棄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顧、阻斷交通等方式的隔離。
“現在，可能還會采取盡量減少外出等的隔離，但2003年SARS流行時，人們還是在努力找出病毒，爾后制造出特效藥物。” 李玉尚說。
誰都不是旁觀者
雖然現代醫學的進步使人們在與傳染病的對峙中增添了幾分獲勝的幾率。但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和快捷，諸如SARS等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和范圍也急劇擴大。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傳播模式，非傳統時代的疫情傳播所能比擬，是基于我們這個時代而言的。” 李玉尚指出。
但諷刺的是，10年前這場SARS流行之初與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際，很多民眾的旁觀者心態卻是驚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報》扮演著“遙遠的旁觀者”的角色，人們帶有獵奇的心態來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后，當疫情傳入香港，上海面臨輪船輸入鼠疫的可能性時，他們才由旁觀者變為當事人，展開積極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著“遠觀”心態的人也不在少數。
同時，李玉尚也請大家注意：從20世紀五六十年之后的副霍亂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在傳染病方面承平日久，因此對于傳染病監控有些放松。而這或許也是SARS讓2003年的國人猝不及防的一個原因。
2003年暴發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們：未來，人類還將會面臨許多新的傳染病，所以，預防和控制傳染病仍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能，絕不能放松。
而“無論是衛生部門還是普通民眾，也都已經從SARS之役中累積了快速應對的經驗，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帶給中國人最大的教訓，這種教訓也是一種財富，需要銘記”。李玉尚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