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裴度為中書令，忽報失印。度不語。已而報仍于故處得之，度亦無喜色。會有問公者，公曰：“中書失印，不過胥吏等盜印文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fù)還故處。”人咸服其量。

　　《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九》

　　胥吏：辦理文書的小官吏。

　　咸：都。

　　裴度是唐代中期的重量級人物，當上了中書令，即中書省的長官，其實也就是宰相。

　　中書省這個機構(gòu)，是負責執(zhí)行皇帝詔書和軍國政令的，功能有多么重要，可想而知。偏偏有一天，能行使這個功能的零件——中書省的官印，不見了。

　　事關(guān)重大，大家都急，裴度卻不表態(tài)，似乎在等待官印自己回來。沒多久，官印還真的自己“跑”回來了，有人報告說：官印仍然好好地待在它原來的地方。裴度也不見得有什么高興的。

　　有人問裴公，何以如此淡定？裴大人解釋：“官印丟失，原因無非是幾個小辦事員想偷去蓋印，干點自己的私活，如果逼急了，他們說不定把這寶貝給扔到火里水里。要是放緩一點處理，他們就會偷偷地放回原來的地方。”

　　大家都夸裴度大度，而大度來自于大智，大智就是準確的判斷和選擇。裴度對比了此事的兩種消極后果。第一種是盜印者為私人利益給文件蓋章，給中書省的名譽和唐王朝的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第二種是，如果在下落不明的情況下立即進行追查和緝拿，那么，消極作用就會被無限放大，官印被毀壞，職能部門喪失最重要的智能部件。

　　不過度介入

　　反有助于控制事態(tài)

　　第二種的消極作用遠大于第一種。印章保全比盜印者是誰更重要。

　　在這個判斷的基礎(chǔ)上，裴度做出選擇：不過度介入，暫時無作為，平靜地等待事態(tài)回到正常的層面上來。這樣一來，雖然一時抓不到盜印者，卻無形中控制了盜印者的行為，引導(dǎo)他將官印放回原地。

　　有時候，對事態(tài)不做過度介入，反而更能控制事態(tài)。從這點來看，裴度可說是大唐史上了不起的神探，神探不只是弄清真相，還要能全程控制事態(tài)的發(fā)展。（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