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敵人眼皮下工作，他們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一天中午，徐佩珩突然聽見一陣急匆匆的皮靴聲從巷尾傳來，明顯是朝她家方向來的。“幸運的是，日軍在我們家門口跑過，并沒有破門而入。”而她至今仍記得當時丈夫對她說的話：“如果我不幸被捕了，你可把責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繼續做好工作。”這番悲壯的話讓她頓時熱淚盈眶。

　　1944年初，徐佩珩的大女兒出生。她常常一手抱著女兒喂奶，一手收發電報。從桂林帶來的電池不久便耗盡了，她只好自己動手，用小電池來制作替代品，“合起來共需96個小電池。”電池當時在淪陷區是控購物品，一次只能限買1個。為了湊夠96個，夫妻倆只好分頭到多個地方去買。時間一長，擔心此舉會引起懷疑，他們便借口說女兒晚上怕黑常啼哭，想弄個小夜燈，央求親戚幫忙代購，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27年獨自撫養四子

　　抗戰結束不久，徐佩珩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她的婚姻僅維持了七年。1950年，由于時局原因，龍學湖惜別妻子和四個兒女，只身離開中國內地，之后重返南洋，在馬來西亞定居，從此一水隔天涯。直到1990年，夫妻倆才重逢。40年里，她獨自將四個孩子撫養成人。

　　徐佩珩的家中，有一張友人送來的手繪畫《母子同心》。畫面上一位年輕母親背著繩索正在用力犁地，身后四個孩童也在幫忙推著木犁。“這就是我們兒時生活的真實寫照。”徐佩珩的兒子龍莆堯說，父親離開后，家中的日子愈發過得艱難。母親自小就是“嬌嬌女”，從未耕過田。可為了生計，她開始從頭學起，每天在田間勞作很久。夜晚昏暗的燈下，等孩子們都睡著了，她還要織毛衣、做針線活來幫補家用。

　　這樣的家境卻無法阻止徐佩珩讓子女讀書的決心。“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村里同輩的人中，我們的學歷是最高的。”龍莆堯坦言，為了他們的學業，母親是傾其所有。“文化大革命”期間，母親受到沖擊，可她依舊寬容、善良、堅忍。1976年，他于東莞插隊期間成了家，母親也搬過去幫忙打點家務。

　　也正是從那時起，徐佩珩瞞著子女們開始悄悄寫回憶錄。一頁頁活頁紙上，她用純藍墨水鋼筆、工整的字跡，一筆一畫地寫下自己的過往人生。歲月如梭，一晃27年過去了，徐佩珩的子女們都成了家，工作也有了著落。“壓在我身上的重擔終于落了地，他們今后的生活要靠他們自己的雙手去開創了。”她就此收了筆。

　　直到2011年，龍莆堯才看到母親完整的手稿，“厚厚幾本，竟有50多萬字。”通讀時，他忍不住幾度落淚。去年，他將這些手稿整理編印成冊。“暫時只印了600冊贈與親友，希望將來能出書，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段往事。”（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