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類事件并非首次發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為普查學齡前兒童而引致一場謠言。在那場攝魂風波里，風傳7至14歲的兒童，會被招去魂靈定木樁，鎮壓錢塘江水，以便鋪設鐵路。謠言激起了市民的憤怒，他們鳴鑼聚眾搗毀學校，打傷教師，直至官兵出面彈壓，局勢才穩定下來。與引起1916年杭州攝魂謠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攝魂恐慌最早亦是與市政府調查學齡兒童有關。這兩起攝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設新學校而丟掉飯碗的私塾先生，不僅僅牢騷滿腹，甚至散布和助長攝魂謠言。

　　南京市政府的處理如今看來富有理性和建設性。當謠言剛開始傳播之際，南京市社會調查處馬上報告教育局，請教育局通令各小學，細致耐心地向學生家長解釋調查學齡兒童的意義，打消他們的疑慮，以此辟謠。4月2日，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提議印發廣告，解釋調查戶口和學齡兒童，純是為了市民利益，辦理市政，興辦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誤會。很快，教育局就發了一張白話布告，解釋中山陵需要小孩靈魂之事純是謠言惑眾。

　　教育局長陳劍翛也親自上陣，為該局做調查的良好動機“鳴冤”：“如果我們不曉得學齡兒童是多少，我們如何知道要辦多少學校，要請多少教師，以及要需要多少經費等……不料正在實施當中，竟發生許多笑話出來”。他還反駁那些攝魂與學齡兒童調查聯系起來的謠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惡劣的當道，要著你們的小孩子的命或靈魂，還來公開地調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將去了。”

　　特別市市長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發表后，親自到南門外詢問佩戴紅布條的孩童，查問謠言所自何來。4月9日，市政府特地發布第881條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勸止孩童們胸前懸掛紅布。

　　事實上，中國人歷來認為，人之生，是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則意味著魂與魄的相分。民間百姓最恐怖的莫過于“勾魂鬼”，因為靈魂一旦離去，人便要死了。吳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從南北朝以來佛教文化興盛，轉世、輪回等靈魂觀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歲時節慶和神靈誕日，吳地的民眾就要到廟宇中去叩頭祭拜， 或抬著神靈偶像四處巡游，驅除邪祟。 占卜、看相、算命、求簽、扶鸞、講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為預備立憲的一項基礎工作，官府開始戶口調查工作。結果，江蘇許多地方流傳官府調查戶口， 是要查清每個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調查者的靈魂賣給洋人修建鐵橋。謠言廣泛流傳，激起了慌恐不安的鄉民們和官府的對抗。鄉民群毆調查員、搗毀調查員住宅、撕毀調查冊、拒釘門牌、毀壞自治局所和學堂，甚至與官兵發生武裝沖突，民變覆蓋了江蘇絕大部分地區。(因反對調查戶口的民變遍及全國10個省區，共計69次，其中江蘇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別市政府與之對抗的是民眾內心深處的觀念。那些歌謠和神秘讖語，喚醒了民眾心理上的狂熱激情。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征就是極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說，“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妖術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起的作用看來頗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婦攝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由于此時攝魂謠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紛紛在身上掛一個紅布口袋，里面裝上茶葉、桃樹葉、生米和七小塊婦女月經布，以此來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體性的幻覺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經過馬巷口一家燒餅店，她發覺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問路。燒餅店主卻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體麻木僵硬。一個賣油條的婦女正好經過，也猶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