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著兩年，我對諾貝爾文學獎都有些失望。我是指去年和前年，克萊齊奧和萊辛。我失望的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文學與我的生活處境，關聯很少。
今年頒獎前，有媒體讓我預測，我說獲獎者我們肯定不認識，無人能預測。我甚至不想關心它究竟頒給了誰。然而資訊太發達，這種重要消息你是躲不過的。果然，第一時間“推特”微博上就跳出一個陌生的名字：赫塔·米勒，一個從羅馬利亞流亡的德國作家。她的作品曾禁止在羅馬尼亞出版，1987年，她逃到了西德。
我只從網上讀到她的兩個短篇小說，分別是《黑色的大軸》和《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但讓我對她的作品充滿了期待。人們多用“詩性”來解釋她的語言風格，我看是遠遠不夠的。她的語言更像在嚴酷的審查制度下，被逼迫出的一種語言策略。所以在文字中她有大量的留白、隱喻或暗示，只有遭受過同樣境遇的人，才能體會到那些陌生化表達中的深意。它是恐懼的詩性，也是陰郁的哲學，它只可能誕生在那些被極權深深傷害過的人群中，也只有在他們中間，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鳴。只有被強制者扭曲的思考，才能造就這樣的文本。從這個角度說，是審查制度造就了這宏大而另類的詩性，這絕望而沉重的哲學。米勒是值得我景仰和信賴的作家。
我突然明白了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用意，他們是在以這種方式，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們致意，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的作家致敬。我想起了這個世紀最讓我喜愛的諾獎作家凱爾泰斯，他是2002年諾獎獲得者，匈牙利人。在凱爾泰斯生活的地方，謊言一直是真理，讓他吃驚的是，后來連謊言也變得不再真實了。他就像一個特殊時代孤獨的證人。凱爾泰斯一直把奧斯維辛看作是人類的財富，認為只有通過對這一歷史事實的清算與思考，人類才可能重生，才能認知良知和正義的力量，才能實現與歷史的真正和解。他用母語寫作，他通過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讓人們辨認在每個人心中存在的兇手。
因為找不到米勒的作品，這幾天我又重讀了凱爾泰斯的《英國旗》和《船夫日記》。我想說，凱爾泰斯就像是米勒的哥哥，而米勒是凱爾泰斯親密的妹妹。實際上，他們更是我們親密的兄妹。中國作家或許只有通過他們，才能真正明白寫作的力量。
今年我感謝諾貝爾文學獎，它重新喚起了我對文學的愛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