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學，但專業是我毫無興趣的經濟。我上的那所大學在文革期間變成了一個卷煙廠，當時剛剛恢復。有一架很茂盛的藤蘿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月光下那架藤蘿是美麗的。藤蘿的淡紫色在月光下變成夢一樣虛幻的色彩，仿佛輕輕一碰，就會像空氣一樣消融，然后飄逝。這是一種可以自欺和欺人的色彩，年輕的大學生們，就在這架藤蘿下制造了無數愛情陷阱——學財政金融的學生一樣可以有浪漫情懷——因為當時是全民文學熱，一篇小說就可以使人一夜成名。

　　時光進入1980年代，大學二年級，開了一門基礎課叫做“漢語寫作”，老師頭一次上課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寫命題作文，題目叫《暑假紀實》。結果，全班四十人他只給我一人得了優。我寫的是杭州孤山放鶴亭，因為欣賞林甫的“梅妻鶴子”。（后來此文全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他的評語寫道：“文章有才氣，虛實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與不似之間或可解’……”此事在我們學院轟動一時。后來那老師對我說：“你為什么不寫小說？你是個潛在的作家。”翌年，我的一篇習作登上了《北京文學》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欄的頭條，還配了很精美的插圖。

　　其實我的“寫作”早已開始：多年以前，十七歲從東北第一次回京探親，曾經野心勃勃地想寫一個長篇，叫做《雛鷹奮翮》，（好笑的是，當時還曾經一度傳為手抄本）一個女孩凌小虹和一個男青年任宇的故事，寫得非常投入，寫了大約有將近九萬字，寫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這篇小說，真是奇怪我當時怎么竟會有這樣的耐心，在單薄的片葉紙上寫出這樣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這篇小說應是我真正的處女作，可惜沒有結尾。

　　第二篇小說獲了《十月》首屆文學獎，小說情節很簡單，寫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愛上了一個青年醫生，后來醫生得了絕癥，在彌留之際，小女孩冒著大雨趕去看他，那醫生卻早已不認識她了。完全寫小女孩的內心秘密，在當時那種社會語境下是非常特殊的——從此，我便穿上紅舞鞋，再也脫不下來了。

　　那時，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開了一道縫，正因如此，門外的景色看起來如此新鮮。那真是日新月異的時代，都市在變，校園在變，人們的觀念更在變。法國畫展來了，買票的隊伍一直排到了燈市西口，在《馬拉之死》的真跡面前，人頭攢動，如果不是警察出動，被擠被踩太有可能。而時裝方面大家共同經歷了瘦腿褲、喇叭褲、直筒褲、蘿卜褲、水磨牛仔褲、腿肚上系扣的水仔褲乃至領子上別小徽章、戴鍍金項鏈和走私蛤蟆鏡時代，終于皮爾·卡丹率先走了進來，流行色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散發著魅力。淡金色、銀藍色、橄欖綠色……正是色與色之間的過渡，構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說的美，讓我頓悟文字也絕不應當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我開始寫生平第一個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準備投給《收獲》。我被一種寫作的激情嚙咬住，它使我整天處于一種癲狂狀態，每天都和小說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屬于他們還是他們屬于我，寫到動情處，竟會趴在桌上大哭一場！當時我特別迷戀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誦《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放學之后，我和一個同樣熱愛文學的同學就那么餓著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過往的路人都在看我們，在我居住的北方交大的鐵道邊。

　　竟然在一周之內就得到了請我去上海改稿的電報。最有趣的是當時的老編輯郭卓老師手持《收獲》為接頭暗號在車站接我，后來李小林老師把我約到武康路她家里談小說。她對小說人物關系的分析深深打動了我——一個無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認真的對待，著實令人感動。那一天的大事是見到了巴老。當時巴老從一個房間慢慢走向另一個房間，我看著他和藹的笑容，盡管內心充滿崇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連一句通常的問候也說不出來——我至今仍是個羞于表達的人，比起現在的年輕人，真是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