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算長的寫作生涯里，有過四五次開作品討論會的經歷。印象最深的兩次，組織方都有學院背景。其好處是可以剔除一些與作品無關的聲音，讓研討會開得純粹、專業、清醒，他們是把作品當做真正的批評對象，而不是頌揚的對象。畢竟，對一個有點自知的寫作者來說，需要的是真實的聲音，并借此重新審視自己。

　　這兩次研討會，一次是2000年冬天，由上海師范大學梅子涵教授組織舉辦的《紙人》研討會；另一次，便是2009年冬天由浙江師范大學方衛平教授主持的《1937·少年夏之秋》(以下簡稱《1937》)作品研討會。有意味的是，這兩部作品是我個人創作的標志性作品。前者可說是我有意識地介入成長小說的發端，《紙人》之后，又連續寫了多部探悉青少年心靈成長的小說，多以少女為主人公；而后者，是我第一部以少年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且將小說背景回溯至70年前，是完全脫離開自身經驗的寫作。這兩部作品我都很看重，如果說前者尚有些實驗性質，那么后者的實質是對傳統的回歸，我只想“說故事”，把一個我全然陌生的故事說好。對《1937》研討會，我心存期待。之前，便已做好了把作品放上解剖臺被批得體無完膚的準備。況且，我清醒地知道，相比我同期的另一部小說《千萬個明天》，《1937》有更多“軟肋”可擊。

　　在我看來，寫作者和批評者之間，原本是隔河相望的群體。一個作者寫出了一個文本，是一種單純的勞動。在寫作沖動的驅使下，他尋找到他認為合適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打動他自己的故事，并且期許能打動潛在的讀者。那么，這個寫作者的勞動就結束了。他很少會思考其中蘊含的意義，抑或放在大文學背景下所處的位置，更不會意識到自己某些語言習慣會給讀者帶來怎樣的感受，等等。

　　《1937》研討會，讓我體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批評。首先，這樣的批評出于“真誠”，批評者是本著認真細致的精神，解讀文本，具體而微，條分縷析。他們掃蕩了文本的每個角落，檢視一個個甚至被我這個作者忽視和遺忘的細節，找出“破綻”，然后，把這個文本，放到中外文學史的背景之下，比較、分析，闡釋意義。他們還提出另一種方向，另一些情節的設想，參與到作品的再創作，甚至還為此展開了爭論。他們摒棄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贊揚，直擊文本的軟肋。作為作者，雖然并不是所有的意見都能認同，但無疑，這些真實的聲音對我來說是難得的，也是珍貴的。

　　讓我印象深刻的，比如彭懿先生對小說中個別情節設置破綻的質疑；周曉波教授對小說歷史感把握的期待，以及對個別史實錯誤的修正；蔣風教授所給予的“描寫真實”的肯定(他和小說主人公夏之秋是同齡人)，以及對小說中人物命運走向的期許；等等。傾聽這些聲音，我心懷感激與感動。會后，我吸納了部分意見，重新修訂了《1937》。但對我來說，這次研討會的意義，并不僅止于完善《1937》這個文本，由《1937》而衍生出來的批評，可能已經超過了文本本身。這讓我思考這部作品以外的一些問題，諸如個人成長與歷史背景的關系，日常生活與戲劇性沖突的關系，如何尋找美的感動和細節的震撼，等等。

　　有的寫作者完全排斥批評，有的寫作者容易被批評所左右。我采取的是中立態度——絕不排斥，有選擇地吸收。我相信，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寫作者也有相對獨立的個性與風格——哪怕他的風格有著明顯的缺陷。忠言固然逆耳，但我喜歡傾聽“忠言”，并且與批評者相碰撞。他們讓我接近真正的文學的內核，那是我向往的空氣。(殷健靈)(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