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等待我們自己來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們的回答大部分不屬于自己。能夠隨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師、慈祥的長輩、陳舊的著作所發出過的聲音。所幸流年，也給了我們另一套隱隱約約的話語系統，已經可以與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爭辯。

　　他們說，友情來自于共同的事業。長輩們喜歡用大詞，所說的事業其實也就是職業。置身于同一個職業難道是友情的基礎？當然不是。如果偶爾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豈能依附于事功，友誼豈能從屬于謀生，朋友豈能局限于同僚。

　　他們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種說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價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沒有可靠的實用價值能不能成為朋友？一切幫助過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們說，患難見知己，烈火煉真金。這又對友情提出了一種要求，盼望它在危難之際及時出現。能夠出現當然很好，但友情不是應急的儲備，朋友更不應該被故 意地考驗?！　?hellip;…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們這個缺少商業思維的民族在友情關系上竟然那么強調實用原則和交換原則。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業、禍福和身份，不依靠經歷、方位和處境，它在本性上拒絕功利，拒絕歸屬，拒絕契約，它是獨立人格之間的互相呼應和確認。它使人們獨而不孤，互相解讀自己存在的意義。因此所謂朋友也只不過是互相使對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關友情的萬千美言中，我特別贊成英國詩人赫巴德的說法：“一個不是我們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應該具有“無所求” 的性質，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卻轉化為一種外在的裝點。我認為，世間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敗壞的，即便所求的內容乍一看并不是壞東西；讓友情分擔憂愁，讓友情推進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應該為友情卸除重擔，也讓朋友們輕松起來。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無所求。

　　其實，無所求的朋友最難得，不妨閉眼一試，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刪去，最后還剩幾個？

　　李白與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國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鐘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們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暫。相識已是太晚，作別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別詩是：“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從此再也沒有見面。多情的杜甫在這以后一直處于對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寫出了刻骨銘心的詩句；李白應該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達、交游廣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沒有在他的詩中出現。這里好像出現了一種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為條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單方面的美好承擔。李白對他無所求，他對李白也無所求。

　　友情因無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還是不平衡。詩人周濤描寫過一種平衡的深刻：“兩棵在夏天喧嘩著聊了很久的樹，彼此看見對方的黃葉飄落于秋風，它們沉靜了片刻，互相道別說：明年夏天見！”

　　楚楚則寫過一種不平衡的深刻：“真想為你好好活著，但我，疲憊已極。在我生命終結前，你沒有抵達。只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飄落在這里。” 都是無所求的飄落，都是詩化的高貴。

　　三

　　真正的友情因為不企求什 么不依靠什么，總是既純凈又脆弱。 世間的一切孤獨者也都遭遇過友情，只是不知鑒別和維護，一一破碎了。

　　為了防范破碎，前輩們想過很多辦法。

　　一個比較硬的辦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結幫。不管儀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結幫說到底仍然是出于對友情穩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罰來杜絕背離。結幫把友情異化為一種組織暴力，正好與友情自由自主的本義南轅北轍。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開始變質，因為身在其間的人誰也分不清伙伴們的忠實有多少出自內心，有多少出自幫規。不是出自內心的忠實當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內心的那部分，在群體性行動的裹卷下還剩下多少個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個人，哪里還說得上友情？一切吞食個體自由的組合必然導致大規模的自相殘殺，這就不難理解，歷史上絕大多數高豎友情旗幡的幫派，最終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跡斑斑，荒冢叢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