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隨落葉散，帽逐秋風吹。】秋風吹來，樹葉散落，人在風中追逐飄落的帽子。詩人或有意暗用“孟嘉落帽”的典故。
　　【別后登此臺，愿言長相思。】敘別，又想象未來，愿友情長在。“長相思”，李白有《長相思》詩。
　　這樣一梳理，就現出了“廬山真面目”，我們除尚未確知詩人同游者究竟都有誰而外，其它疑團大都清楚了。
　　關于李白之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此詩不是即席之作，而是作于游賞歸來的當日。詩又是可以跳躍的，可以倒敘、插敘的。通觀全詩，作者本來是饒有興致地約崔侍御與宇文太守同登響山并為其留下了上座，但不知何故，崔侍御與宇文太守竟沒有來，所以在詩中才有“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題輿何俊發”之嘆。參讀作者同日之作《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后寄崔侍御二首》詩，詩中有“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咫尺不可親，棄我如遺舄(鞋)”句，或可佐證李白之嘆。
　　關于同游之人和相約卻爽約之由，還有一個可以佐證的參考資料。據湯華泉《李白安徽詩文寫作時地新編》轉引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譜》云：“天寶十二載，753年，53歲……李白于此年秋始游宣城。李白來宣城可能是受其從弟宣州長史李昭的邀請……又在《游敬亭寄崔侍御》中說‘我家敬亭上’，可見他在此住留了一段時間，有寓所在敬亭。”這段引文或可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李白從弟(同曾祖而不同祖父者)宣州長史李昭與作者九日同登響山，同時也可詮釋詩中“自作英王胄”一句的含義；二是李白與崔侍御、宇文太守錯過同登響山的原因，或是因為李白(居所或在敬亭)當日與從弟李昭同車由敬亭南下，而崔侍御、宇文太守卻同車由宣城北上，以致交臂失之，陰差陽錯。
　　查李白生平，李白天寶元年(742年)42歲時寄居南陵(今安徽南陵縣)。是年秋被玄宗李隆基召入長安(途經商州)，充待詔翰林之職，僅年余，即辭官離京(東還時途經商州)。此后的11年中，他一直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漫游，于公元756年參加了永王璘的幕府，受永王爭奪帝位失敗的牽累，被流放夜郎(今屬貴州省)，前往的中途遇赦東還，晚年仍一直漂泊于東南一帶，公元762年62歲時卒于當涂(今屬安徽馬鞍山市，唐時隸屬宣州)縣宰、族叔李陽冰家。可見李白晚年未曾到過商州。
　　寫作《九日登山》時，李白已年逾半百，由于長期顛沛流離，心情少不了沉郁落寞，難免有人生短暫、人亡物故的傷感，但他依舊毅然自況陶潛，“笑酌黃花菊”，相約所宜，登上響山，俯臨宛水，又憑水插翅，聯想起靈仙琴高和河神馮夷，以至“揚袂揮四座，酩酊安所知？齊歌送清觴，起舞亂參差”，一如既往，既充分展現了他曠達不羈的性格和樂觀豪邁、不懈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積極的精神世界，又展現了他汪洋恣肆、豪放飄逸的浪漫主義詩風，讀之令人很受感染。
　　這首詩是一首記游的五言古風，構思奇特，想象豐富，氣勢雄渾，風格豪邁。作者在記實寫景的同時，充分抒發了內心的情感，并巧妙地運用了幻想、夸張、比喻等手法，使情景交融，渾然一體，藝術造詣高絕，堪稱瑰寶之作。
　　此詩本來與商州無關，但經篡改(康熙4年即公元1665年竣稿的《續修商志》已經篡改)之后，300余年來，歷次商州方志陳陳相因，以訛傳訛，誤導了州人和讀者。慚愧的是我自己在前年點注民國《續修商縣志稿》時，因惡疾纏身，神情恍惚，也未能識破，人云亦云，做了因襲。不是日前重讀生疑，勢必貽誤千秋，鑄成笑柄。對此，倍感愧疚，借此向讀者深深致歉！
　　結論：公元753年農歷九月九日重陽節，李白登的是安徽宣城的響山，并不是商州的龜山；《九日登山》一詩確是李白53歲即公元753年農歷九月九日重陽節作于安徽宣城；李白來商州的詩作尚有《泛石娥溪》《過四皓墓》等多篇，李白未登龜山并不有損商州作為文化古城的歷史底韻；李白未登龜山并不有損“三臺疊翠”勝景的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