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勇
　　“感恩”，忽的成了這兩年的熱詞。“感恩教育”也成了時尚。從一些地方開展的各類感恩活動，到媒體時不時組織的關于感恩的典型報道和話題討論，讓人覺得“感恩”意識的匱乏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據媒體報道，某地7名受助的大學生，由于對資助者態度冷漠，缺乏起碼的感恩之心，受助一年后被取消了再次受助的資格。當地總工會負責人稱，部分貧困生心理上極度自尊又極度自卑，缺乏一種正確對待他人和社會的“陽光心態”。此事一出，一些網友表示理解資助者的失望反應，更多的人同情受助者并對取消資助不以為然。看來，關于“感恩”的觀念還真的出現了混亂，值得分析探究。
　　本來，國人關于感恩的道德規范一直以來是很清楚的。且撇開君臣主奴這種有特定的不對等權利義務關系不談，一般地說，對施恩與受恩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對于受恩一方，國人歷來崇尚“知恩圖報”，更有“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處世格言。人們贊賞韓信不忘貧賤挨餓時洗衣婦人對他的一飯之恩；贊賞豫讓感激智伯對他的知遇之恩，不惜漆身涂炭變形變聲為智伯報仇行刺趙襄子。這種感恩應是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一種較高的道義責任。
　　而對于施恩一方來說，則應當不圖回報。(再強調一下，皇上與主子不在此列，他們總是要人歌功頌德“謝主隆恩”)其上者出于悲天憫人的本心本性，所謂“上善若水”，行之當行，勢所必至，不然自己的良心就過不去。其次，是出于對人性不樂“欠債”(人情)的體認，不思回報免得種瓜得豆，即老子《道德經》所謂“功遂身退，天之道。自是者不彰；自伐(夸耀)者無功；自矜(得意張揚)者不長”。
　　用這樣的道德標準來看媒體報道事件中的施受雙方，其行為都是不大得體的。
　　就受助的貧困生而言，你清高孤傲有“志向”，那你就不要接受人家的資助，就像那個不受“嗟來之食”的古人，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就寧肯餓死而掉頭走開。你沒有管仲坦然接受鮑叔牙資助的自信，你為之自卑而敏感也可以理解。但是，給資助者寫封不登報不公開的私信表達感謝也讓你覺得委屈，這不是有些太傲慢了嗎？何況，你接受的是一對一的資助，“入學前，該地總工會給每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接受資助就意味著同意這個受助協議，不理不睬資助者就是不誠不信，人家有權終止協議。
　　就資助者一方而言，我們理解他們為什么要堅持資助到具體人。這些年，侵吞或挪用災民救濟款、貪污救濟財物、以撫養孤兒辦慈善為名斂財等事件時有發生，人們知道的不少了，不愿意隨便捐出款項給中間人支配是很自然的。別說非親非故，就是自己的親兒親女，給錢上學，他(她)壓根也不想理睬你，你也不知道他(她)在學校是在混時光還是在認真讀書，你怎么會心甘情愿呢？所以，他們斷然決定不再資助，這雖是他們的權利，但也許過于嚴厲了些。
　　現在要回答的是：“感恩”咋地就成了個社會問題呢？
　　我們從不缺少所謂的“感恩教育”。據說雷鋒最愛唱的歌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種感恩教育雖然重的是“黨、階級”這些大詞，但一般也不否認父母親人的恩情。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李鐵梅不也對李奶奶唱“十七年教養的恩情似海深”嗎？在至今以家庭為生活單元的國度，誰能徹底否認養育之恩？推而廣之，貧困家庭的孩子得到個人資助，由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怎么能不心懷感激？就是在從搖籃到墳墓全由國家包下來的福利國家，個人的選擇自由與成長環境仍然與家庭親友有諸多關系呢，對愛護自己的人應當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