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我從秦嶺深山中的鎮安縣調回家鄉關中平原大荔縣。在我調離鎮安之前，所謂的“文革”打人問題已經查清否定，縣級機構改革剛過，所有部門單位領導班子滿員，直到兩個多月后縣委書記才找我談話，征求對我安排職務的意見。據說是想讓我先到下邊區上任個副職，怕我不接受，不料我卻提出離開鎮安調回關中原籍的要求。
那時候在鎮安工作的關中干部做夢都想調回去，即使當個普通干部也心甘情愿。鎮安山大溝深生活艱苦，即使公社干部平時下鄉到較遠點的大隊生產隊，也要在農民家里食宿。山區農民大多數家里衛生條件差，吃的基本上是粗糧。大隊與大隊之間一般只有一條勉強可以通行架子車的便道，從公社機關到各個生產隊去連自行車都騎不成。當地人習以為常感覺沒有什么，山外來的人簡直受不了。長期以來大多數外地干部都千方百計尋門子找路子調離鎮安，為了保證干部隊伍的穩定性，縣里一直壓著不放，除了有強有力的后臺，要被批準放行比登天還難。
縣委書記聽了我要求調出鎮安后，覺得我在機構改革中受了委屈而格外開恩，便說你覺得回去好也可以，其他領導同志的工作由他來做。我知道回到家鄉后繼續走仕途，決沒有在這里發展空間大。此時答應照看我的地委領導已經是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后來又當了地委書記。我的農村老家是大荔縣偏遠地區緊靠渭河沿一個小村莊,初中是在比去大荔縣城還要近一半路程的華縣讀的，回到原籍不要說有什么后臺，就是在干部中連個老同學也沒有。
可是，我又必須調回去，原因是我的前妻，后來突發的精神病此時已經表現出來，只是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在鎮安期間她一直莫名其妙地對我當官不高興，后來知道我的后臺特別硬越發不得了，竟無數次到縣法院毫無理由地提出和我離婚。我當然不會同意離婚，她是我林校時同班同學戀愛數年，我在被審查期間她也受到連累，我被開除回到農村后她已經是國家干部，卻和我這個準反革命分子結了婚。我不能因為要當官就拋棄對我有著大恩大德的妻子。在我的職務暫時掛著時她倒相安無事，后來聽說我又要當官，便提出要調出商洛地區，并且不等申請批準就扔下在縣科委的會計工作，帶著女兒不辭而別回了老家，完全呈現出一種病態。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和前妻一起調離鎮安回到大荔縣的。在大荔縣我被安排在縣委宣傳部工作，前妻被分配去我們家所在的公社做婦聯主任。半年后，前妻聽說我又要任什么職務，再次大鬧離婚，還是什么影響都不顧，直到1985年10月我不得不離為止。離婚后不久，前妻精神病完全發作，我便把她送往西安住院治療，期間不時接回家 來，而后就不葷不素地過在了一起。我承擔起為離了婚的前妻治病的責任，撫養著兩個子女，還要養活前妻的父親。前妻大多數時間住在醫院，看望，交款，結賬;兒子上初中，每天兩頓飯，女兒讀小學，每天三頓飯，都要我來張羅，洗衣、做飯成了我的中心任務。為了不影響工作，我請求干起了不受上下班限制的新聞報道工作，每個月在報紙、電臺發表幾篇稿件，就算完成了任務。
盡管家務纏身無法全身心投入，但是我的縣委新聞干事卻當得很有名堂，結識了幾位新華社和省、地報社、省電臺知名記者，我單獨或合作發表了不少頗有影響的新聞稿件。1988年7月19日《陜西日報》頭版曾有過《馬劍濤十次獲好新聞獎》的報道。我最為知名的是報道了滅鼠大王邱滿囤，大白天誘鼠出洞，要滅公的是公的，要滅母的是母的，全國上下頓時掀起邱滿囤“熱”，乃至在海外都有一些影響。我參加撰寫的一篇內參，刊登在新華社絕密級的《國內動志清樣》上，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做了批示，批評了省、地、縣三級領導。我參與發表在《陜西日報》頭版頭條的兩篇批評稿，一篇為一位狀告公安局、法院的農民申張了正義，另一篇讓大荔縣委書記丟了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