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建霞
　　我的家鄉在秦嶺腹地312國道邊。我小的時候，村后就是長坪(長安—鎮坪)公路，所有的車輛都經過那里。每年逢正月十五，遠方的親戚們都先后來給我家拜年，趁此機會，一方面可以觀賞家鄉浩浩蕩蕩逶迤上十里的社火芯子，一方面可以整天整晌子地站在村后的長坪公路上看來來往往的汽車。那份驚喜，于他們是新奇，于我們則是口福。客人來了，祖母必是將家里藏了一整年的好吃的、稀罕的東西拿出來，大大方方地招待客人的同時，我們孩子也一樣，坐在客人身旁，每一道菜每一種吃食都嘗遍，直至吃到盤子見底。這些，大人們是從來不責怪的，也不用任何眼神或言語捎帶地提醒我們，而是盡我們的興，盡管他們也許僅嘗了一口，也許還未動筷子。
　　家鄉所在地是一個大盆地，方圓十里多匯聚了十多個村子，且都是一些數千口人的大村子，人多地少造就了這里物質貧乏。但就是這樣的地方，人們的觀念中，自始至終是崇尚知識、崇尚學習的，所以即使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哪怕自己吃糠咽菜，餓得前心貼著后背，佝僂著腰身，出牛馬力，也要擠得一點錢供孩子上學讀書，不論是男女，只要你肯學，能進步，就沒有大人自動將你放棄或不供學習的。因而在我的家鄉，之前記錄因為沒有史料可以查證，我是不敢輕易論斷的，就在恢復高考制度后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期間，每年初中考中專，高中畢業考大學的人數，在全縣占的比重，那可是相當的。常聽外地人夸我的家鄉是文化大鎮，那是沒有被政府美化的群眾語言，是純粹針對于人的文明程度和升學比率來說的。我及我的兄長，還有許多我熟識與不熟識的同時代的人，都是靠讀書考學轉變了命運，走出了農村，成為那個時代的佼佼者。
　　朦朦朧朧的記憶中，家鄉二郎廟前就對著戲臺子，那是在晚上，上演著屬于那個時代的戲曲。后來不久，戲樓遷址，在新街建造了一座飛檐斗拱、琉璃瓦敷面、高大氣派、鮮亮奪目的新戲樓。此后，這里就是全鎮文化交流中心，每年幾次，縣劇團來這里演秦腔戲，一演就是十天半個月，從不間斷，看客們絡繹不絕，場場爆滿，秦腔戲的魅力就是百看不厭，所以家鄉的父輩們，即使生活再艱苦，充滿了解不開的惆悵，但都會哼唱秦腔，尤其在勞作間隙、汗流浹背、無可奈何的時候，狠狠地吼一聲秦腔，胸腹中的氣便順暢了，心兒也順暢了，煩惱和憂愁也被吼到九霄云外去了。家鄉人不僅唱秦腔，而且還懂秦腔，以秦腔中的戲詞教化人，像《三娘教子》《周仁回府》《三滴血》這些戲曲中的詞，很有說服力和震撼力，比起單純的說教來說，那效果是奇佳的。老街上有一逆子，父母年齡大了拿不來了，他不是打罵就是嫌棄，干部、親鄰勸說不抵用，逢一唱秦腔戲的，開口就給他唱《三娘教子》選段，他唱得聲情并茂，唱得在場的人淚汪汪，唱得那逆子當即雙膝下跪，噙著淚給父母說自己的不是，從此他一改往日的惡習，飯熟了先端給父母，自己喝稀的，父母吃稠的，成了街坊鄰居們教育孩子的榜樣。
　　家鄉有條老街，一二里長。我小時候因為父親的師傅住在那里，過節、走親戚、幫農活而經常去，和街上的孩子們瘋跑著玩，對街上的地理、環境非常熟悉，誰的大人，誰家挨著誰家，誰家屋后院子大，誰家門前有口井，這些我記憶猶新，包括那些大人孩子的容顏，至今如底片一般，在我的腦海中時不時地映現。街后是同等高的稻田和荷塘，晴天一趟平，但一遇雨天，街上稀泥糊涂，沒處下腳，尤其到了七八月主汛期，逢著連陰雨，老街與背后的稻田、荷塘幾乎都汪在一片浩大的明晃晃的水中央，老街上的人就慌了，白天還好，人都醒著，遇著大水一家人好跑，而一到夜間，尤其巡邏的鑼音敲個不停，老街上乃至全棣花街的人都愁得睡不著，年輕力壯的男勞力扛著銑隨大部隊在河堤上轉，夫人或老太太們，則坐起來打開窗扇，牙咬得咯吱吱地響，恨這死眼子淋雨沒個準點，恨老天不睜眼。因而不久，老街上的人先后覺醒，批莊基搬遷，住到了塬上的新街上，從此老街被廢棄，除了三五個老人堅守在原地外，其余的就是東來西去的清風和暢通無阻的老鼠了。老街上那青灰色的鋪板門、青灰色土墻、木格子窗以及鉛灰色的屋瓦，都剝落的、倒塌的、頹敗的，一片狼藉，只有那悠悠的風將落在地上的榆樹、楊樹和雜木樹的葉子懸得一忽兒左一忽兒右地，不知究竟去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