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現實關注：經典闡釋的當下應用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一是因為它自身具有闡發不盡的意義空間，二是因為闡釋者總是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豐富和發展經典的意義。像《論語》盡管多為日常生活般的談話，但它在談話中觸及到的是人最深刻的生命體驗，所以，它也就具有了廣闊的闡釋空間，說不盡的《論語》形成了一條沒有盡頭的闡釋之鏈。當《論語》遇到了于丹，對于丹產生了一種實際的興趣時，于丹也便作出了屬于這個時代的，屬于她的理解。這種理解從根本上講，就是置經典于當下情境中的應用。在《真理與方法》中伽達默爾這樣說：“在理解中總是有某種這樣的事情出現，即把要理解的本文應用于解釋者的目前境況。”⑧實際情況不正是這樣嗎?當我們閱讀一部經典，我們就處于我們所理解的經典的意義之中，經典與我們的實際情形發生了一種關聯，這正是經典打動我們，與我們產生精神契合的原因。

　　那么，“兩千五百多年前的《論語》，真的能開解現代人的心結嗎?”我們也是這樣追問。一部經典能否解開現代人的心結，關鍵看經典與我們現代人具有一種怎樣的關聯，是不是經典表現出了現代人的思想和情緒，開啟了現代人的生活智慧。于丹通過《論語》來闡述今天的“天地人之道”，今天的“心靈之道”，今天的“處世之道”，今天的“交友之道”，今天的“理想之道”，今天的“人生之道”，她引用《論語》的語句，佐以古今中外的故事來加以論證，也正是為了照亮我們現代人今天的生活，讓今天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這正是讓經典來解決我們的現實問題。同樣，一部《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自然沒有《論語》那樣親切的談話方式，但這并不妨礙對它的理解。對它的理解，包括任何一個時代的理解都是在理解者將他置于他那個時代的“實際應用”。 郭象的《莊子注》對莊子的“道”、“天”、“有為”、“無為”等概念作了新的闡釋，其目的也正是為了求得自足其性、安其性命的現實滿足，以便讓那個時代的士人具有一種精神的寄托。其實，早在他之前王弼就已經實踐著這樣應用性的闡釋了，王弼闡釋《老子》，也正是為了建立他的玄學思想，讓玄學在那個苦難的時代為人們點燃一盞理想之燈。可以說，一部經典史就是一部經典應用史。今天，于丹對《莊子》就作了一種應用性的理解，她從《莊子》中解讀出了人的生存智慧，讓莊子從玄學中走了出來，走向了民間和大眾，和今天的我們親切交談，燭照我們今天的生活。這樣看來，無論是闡釋《論語》還是闡釋《莊子》，都旨在一種當下的應用，這正如《于丹<論語>心得》說：我想圣賢的意義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簡約的語言點出人生大道，看著后世子孫，或蒙昧地、或自覺地、或痛楚地、或歡欣地，一一去實踐，建立起來自己的效率，整合起來一個民族的靈魂，讓我們那種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現代的規則下，圓潤地融合成為一種有效的成分，然后讓我們每一個人真正建立起來有用的人生，大概這就是《論語》給我們的終極意義。

　　三、視域融合：經典闡釋的意義生成

　　對于于丹的經典闡釋為什么會有人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呢?照他們看來就是因為于丹所講的“三教九流的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那就是說于丹闡釋的根本不是《論語》的意義，或者說于丹的闡釋偏離或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當然，不可否認，于丹對經典的闡釋帶有了她個人的色彩，有不少地方是她個性化的發揮，這是否能說于丹離經典的原意太遠呢?其實，對經典的闡釋歷來就存在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闡釋者要承認并不斷追求經典自身的意義或真理；另一方面，他又會不自覺地對經典作出他所在的那個處境中的闡釋。這就構成了經典闡釋的一種張力。當我們試圖理解經典文本時，我們就會發現，它已經向我們提出了一種真理的要求，它會豐富我們的經驗，糾正我們的偏見，讓我們感受到它特有的魅力。問題是，經典的這種真理主張，卻并不像實驗室里的實驗結果那樣可以得到一個可以重復多次的、準確的、客觀的結果。這是因為，任何闡釋都是闡釋者從現實的視域出發去迎合經典所代表的傳統視域，當兩者的視域發生融合時，經典闡釋的張力消失了，于是彼此都獲得了一個更大的視域，經典的意義在這種視域融合中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