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詩人凡·登·汪德爾寫了許多《圣經》題材的戲劇，悲劇《撒旦》(一六五四)用寓意形式表現(xiàn)了尼德蘭人和西班牙君權的斗爭。

　　英國詩人彌爾頓在解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問題時，獨特地解釋了亞當和夏娃的神話以及墮落的天使——向上帝暴政造反的撒旦(《失樂園》，一六六七)和人類命運、基督受難和悲痛的沉思(《復樂園》，一六七一)。

　　德國詩人克洛普施托克在長篇史詩《救世主》(一七五一——七三)中，嘗試描繪《圣經》立法者摩西，賦予了他巨人式英雄的特征，但作品具有抽象的規(guī)戒性質。

　　在歌德的杰作《浮士德》(第一部〔一八○六〕，第二部〔一八三一〕)的天上序幕中，天帝(即上帝)出現(xiàn)，他讓懷疑和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非勒司竭力控制浮士德的靈魂。歌德借用《圣經》的箴言來歌頌的不是神的無所不在的權威，而是人的充滿悲劇意味的偉大。

　　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和啟蒙時期的進步作家們，則利用《圣經》的形象作為諷刺宗教、教會以及統(tǒng)治階級政策的材料。

　　拉伯雷的《巨人傳》(第一部至第四部出版于一五三二年至一五四八年，第五部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嘲笑了宗教傳說，抨擊了執(zhí)行宗教裁判所酷刑的耶穌會教士，抨擊了教皇和教會的封建教階制度。

　　伏爾泰寫的文章猛烈抨擊教會的宗教迫害，在《老實人》(一七五九)和《天真漢》(一七六七)里諷刺了教士、教會官僚機構，因而他的作品里也有不少關于《圣經》的內容，不了解《圣經》，是不易深刻領會這些杰出無神論者的思想的。所以，梵蒂岡《禁書目錄》里列有許多優(yōu)秀作家以《圣經》為題材的作品，就不足為奇了。

　　在海涅的抒情詩中，宗教題材常常被用來嘲笑、諷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理想。

　　拜倫在《該隱》(一八二一)和《天與地》(一八二二)兩出神秘劇中描寫了虔誠的亞當派和造反的、愛好自由的“該隱派”的對抗，這些故事是從《圣經》蛻化而來的。他還在《約夫瑟的女兒》、《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在巴比倫泉水邊》等以《圣經》為題材的詩中把對人類心靈的偉大的確信和對生活的美的熱愛結合為一。

　　近代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共四部：《雅闊布的故事》、《年青的約瑟夫》、《約瑟夫在埃及》和《贍養(yǎng)者約瑟夫》，寫于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取材于《舊約》中關于約瑟夫的傳說。這是關于猶太人的故事，作者鑒于德國法西斯主義對猶太人采取了仇視和種族滅絕的政策，為了抨擊反動暴行，利用《圣經》題材寫了這本書。作者說：“正因為這部小說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它是合時宜的。”假如我們不懂得《圣經》的內容，便領略不了本書的深刻內容。

　　下面再談談幾位杰出的俄國作家對《圣經》題材的使用。普希金在《先知》一詩中以先知的形象體現(xiàn)了詩人崇高使命。

　　萊蒙托夫在《惡魔》一詩中則使惡魔的悲劇形象具有反抗上帝，熱愛自由的內容。惡魔和上帝，都是《圣經》中的人物和故事。

　　與基督教和《圣經》關系最密切的俄國作家無疑是托爾斯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中都加有引自《圣經》的卷頭語，包含了深刻的矛盾涵義。托爾斯泰世界觀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表現(xiàn)在他改寫的民間故事，福音書寓言和神話幫助作者表達了良知和行善的思想，但同時也宣傳了不用暴力反抗罪惡的勸誡。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罩夫兄弟》(一八七九——八○)中，充滿了“關于偉大的宗教裁判者傳說”。在這部小說中，反抗上帝的思想比基督原諒一切人的主題更有力量，在藝術上的說服力也強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