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一批跨世紀的老人陸續(xù)仙逝。特別是經(jīng)歷了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離世，催生出許多回憶錄和悼文，成為了當今一種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無論同代人的回憶，還是后人的敘說，抑或是口述實錄，卻有不少只是盲人摸象，或者是過年話甚至諛詞。我對于這樣傳記式的回憶錄一直持有警惕，因為心理學家早就說過：“無論什么樣的自傳，都不會不包含著自我辯護。”

　　最近讀美國學者舒衡哲的《張申府訪談錄》（李少明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這是一本前些年出的舊書，雖然寫法是訪談式、斷片式的，仍然屬于口述實錄的傳記類的書。不過，寫法和我們有些特別是那些有聞必錄必信且倚馬可待的報告文學和傳記作家大不相同，舒衡哲的這本書，前后寫了十年，對于受訪者，是放在歷史的語境和材料文本中比較，而后進行了條分縷析的判斷乃至質(zhì)疑。因為舒衡哲發(fā)現(xiàn)，她在和張申府交談中所涌現(xiàn)的史實，“有時是配合的，有時是扭曲的，有時是質(zhì)疑的”。她希望她的書能夠“是一條錨索，使回憶不致從復雜的真實經(jīng)驗中漂流得太遠”。

　　這是每一位傳記作者都需要警醒的，特別是面對張申府這樣橫跨幾個朝代又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在中國現(xiàn)代史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復雜多面性，不是黑白判斷那樣簡單明了的。在某種程度上，回憶有時是不可靠的，回憶面臨著被重新喚醒，或法國哲學家《論集體記憶》一書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的“恢復”。所以，舒衡哲把自己的這本書命名為“一部關于記憶與失憶的寓言”。這不僅是對受訪者的一種負責的態(tài)度，也是作者應該秉持的良知。

　　因此，她既寫了張申府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的光輝歷史，寫了他對于發(fā)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現(xiàn)代哲學的貢獻，他最早介紹羅素、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維根斯坦，擴大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視野的學術成就，以及他想把孔子、羅素、馬克思等人的思想熔為一爐的狂想；她也寫了他在歷史風云跌宕之中的沉浮，包括1923年被清除少共，1925年退黨，1948年為3000元寫作《呼吁和平》而罹難，被新中國定為“人民的敵人”和“賣國賊”，以致被他自己始創(chuàng)的民盟開除；以及1957年右派之冤和文化大革命之累。同時也寫了他對處于危難之際的周作人、梁漱溟、章伯鈞等人出自性情的關心。

　　但是，她也以相當?shù)钠毖圆恢M地寫了張申府種種弱點毛病，甚至在我們平常人看來并不光彩的一面。

　　比如，她寫了他“自我吹噓和歷史考證的混淆”。“修改歷史紀錄以突出他自己和他經(jīng)手組織的巴黎中共小組的重要性”。

　　比如，她寫他只是“五四運動的旁觀者”，和五四運動若即若離，“當其他的政治行動派為革命舍身的時候，這些懷疑使張三心二意，最終只能成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比如，她寫他的“自夸”，說他的學術成就過于博雜，雜而不純，“沒有一部正式的著作……甚至生命的盡頭，他和1918年的自己可稱無甚差別，依然故我，仍是雜志的作者和讀者”。

　　比如，她寫了他批判胡風，“像1948－1949年張的愛人和朋友公開表示要‘嚴懲叛徒張申府’，現(xiàn)在張又被迫用同樣的字眼給詩人胡風套上罪名”。他曾經(jīng)也被體無完膚地抨擊過，當然懂得這個罪名的滋味，“但現(xiàn)在卻要用同樣的標簽抹黑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再比如，她不止一處批評他的風流，并以整整一章（全書共六章）的篇幅，寫他在羅素性解放的影響下和幾個女人的關系。這一章的題目叫做“浪子和解放主義者”，明顯的批判色彩，在寫了他和兩任妻子的關系之后，她著重寫了他和劉清揚、董桂生和孫蓀荃三個女人的愛恨情仇。張申府標榜自己“三好”：好名、好書、好女人。他認為女朋友這概念來自西方，五四之前沒有，五四給了他自由去找女朋友，“可以說我是五四時期才成為了男人。”而她則一針見血地批評他說：對愛情特別對孫蓀荃的言行不一背叛，“外表上尊重女權(quán)的人，內(nèi)里原來抱殘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