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語境里，“漂亮”與“妹妹”都是成人話語里頗為曖昧的詞匯，加之有莫泊桑的《漂亮朋友》與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兩部作品在前，看到石楠新作《漂亮妹妹》一書的名字時，我難逃窠臼，先入為主地以為這會是一部揭露權(quán)色交易，批判人性與社會陰暗的作品。而閱讀進行到開篇不久，漂亮妹妹筱菱花在新婚之后，一次意外的事故，導(dǎo)致了丈夫梁思求高位截癱，從此喪失性能力時，我對后續(xù)情節(jié)的這種預(yù)感便更為堅定。“寡婦門前是非多”，年輕、漂亮、活寡的女主人公總能給人帶來無限的想象和誘惑，而活寡的身份更有可能產(chǎn)生挑戰(zhàn)倫理的刺激，甚至極大地激發(fā)起讀者閱讀的興趣，因為按照他們多年閱讀經(jīng)驗形成的期待視野，這必定會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小說。但是，隨著敘述的推進，情節(jié)的鋪展，這類讀者也許會陷入失望的泥沼，這也完全顛覆了我這個評論者的預(yù)料。這里，一個可以順帶提出的詰問是——小說作者有意或無意間營造出的敘事線索，卻經(jīng)誤讀而成為吸引讀者的懸念，不知這是否折射出一種對我們這個時代欲望閱讀的嘲諷？
整體上看，《漂亮妹妹》這部小說可分為兩個大的故事。前面很大篇幅是在講述一個有愛無性的家庭婚姻故事，以及在此背景下，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所做出的抉擇，即她對丈夫的不離不棄。由于生計所迫，筱菱花開始四處奔走求職，而幾乎在她每一次工作經(jīng)歷中都會遭遇異性的性騷擾。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認為，男人常常獲得權(quán)勢并在女人身上運用權(quán)勢，男性通過性政治支配女性。小說中這些男性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現(xiàn)實的利益作為要挾，試圖使筱菱花就范，成為他們獵取的囊中之物。筱菱花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與脫逃，也讓她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重新尋找工作，以至于她發(fā)出這樣的感嘆:“一個不丑的女孩想要正正當當做人，正正當當謀生為何就這么難呢？”
這當然是男權(quán)社會下的悲劇。但我思慮更多的是筱菱花，一個居于城市底層的鄉(xiāng)間女子，一個常年性欲受到壓抑的正常女性，何以在物質(zhì)與生理的雙重壓力下，能保持節(jié)操不失？我想這不能僅僅歸結(jié)于她對丈夫梁思求深摯的愛情。筱菱花之所以能不為五斗米而失節(jié)操，和她內(nèi)心中并不自甘弱者的精神是密切相關(guān)的。這一人物形象不免使人聯(lián)想到石楠筆下的張玉良、柳如是、蘇雪林等巾幗，如果說張玉良之輩是通過苦難下的努力奮斗來反抗現(xiàn)實，達到有所為的積極自由的話，那么筱菱花則是以一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品格，在逆境中不妥協(xié)、不合污的姿態(tài)，達到有所不為的消極自由。這也同樣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反抗。所以，《漂亮妹妹》一書所要表達的思想主旨依舊延續(xù)了石楠作品的整體追求，即對苦難者的同情，以及“宏揚傳主的精神，給當代人和后代人以楷模，以激勵”。
再說筱菱花所要面臨的生理壓力。性欲作為人性基本的要求，作為本我層面的潛意識，是根本不可能靠自我的禁錮而壓制住的。可以說，丈夫性能力的隕失，為筱菱花紅杏出墻提供了一個充足的人性依據(jù)。我在疑惑，作品中一向以同情女性、寬容女性著稱的石楠何以在《漂亮妹妹》一書中如此大力鼓吹封建衛(wèi)道士的貞潔觀？難道要將這部作品樹立成精神上的徽州牌坊？答案到小說結(jié)尾筱菱花坦明心跡時才揭曉:“人們會在背后罵你媽媽是個傷風(fēng)敗俗的女人，輿論這把刀子一向喜歡對著女人哪！”故此，筱菱花堅守的底線除了尊嚴與愛情之外，還有殄滅人性的社會輿論。如果說前兩者能給我們在道德崩潰的時代帶來些許鼓舞的話，那么后者則觸發(fā)我們對文化與歷史更多的反思。筱菱花這一人物形象顯然荷載起雙重的思想內(nèi)涵，一方面她固然能以其道德上的無懈可擊來激勵世人，而另一方面她又以其人性上所受的戕害，來批判締造這種悲劇的社會輿論和文化傳統(tǒng)，從而彰顯出作者人道主義的情懷。小說后面又以不長的篇幅反映了兩代觀念隔異的問題。筱菱花的肉體最終晚節(jié)不保，在當保姆時被男主人丁青云所**，并且產(chǎn)下兒子梁菱子。為了顧慮自己和家人的名聲，在外人面前，她始終保守住這個秘密。十幾年以后，丁青云因病早逝，臨終前以一億四千萬的遺產(chǎn)為交換，希望梁菱子認他這個血緣上的父親。在對待這一事件上，母子雙方產(chǎn)生了嚴重的分歧。梁菱子從自己事業(yè)需要資金的角度考慮，認為無可厚非，并且認為母親的反對是虛榮的象征——母親為了保全一個虛假的面子，固執(zhí)地要他放棄可以助他事業(yè)成功的巨額遺產(chǎn)，他覺得母親太保守，太看重不值一文的虛假名聲了。梁菱子對自己觀念的堅定與實施，最終導(dǎo)致了母親筱菱花的自殺身亡。實際上，這不僅僅是母子觀念之間的差異與格格不入，也不僅僅是兩代人的代溝問題。美國人類學(xué)家瑪格麗特·米德在《文化與承諾》一書中認為在急速社會變遷的背景之下，人類社會現(xiàn)在已進入后喻文化時期，并定義后喻文化為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xué)習(xí)，指出“在這一文化中，代表著未來的是晚輩”。梁菱子的觀念正是衍生自當下乃至未來一段時期的社會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毋庸諱言，這是一個禁忌逃遁而欲望甚囂的時代，這是一個信仰消逝而功利至上的時代，這是一個由世俗滑向低俗的時代，這是一個人性解放乃至放縱的時代。如果說筱菱花最后的自殺是悲劇，那么更深沉的悲劇是在后喻文化背景之下，筱菱花一生的辛酸既不被同代人所尊重，更不被后來者所理解，在前喻文化中她是可憐者，在后喻文化中她是可笑者，這種“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尷尬境遇將她一生對底線的堅守頓時化為徒勞與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