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捷沃西安是蘇聯主管工業的部長會議副主席，不是蘇共中央的領導人。高崗即使真的有什么話，也不可能向他說，更別說什么政治上的機密。再說，當時在車上，不僅是高崗與捷沃西安兩人和翻譯，還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高崗怎敢當著這些人的面說什么出格的話？更何況，當時高崗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陽“擦屁股”都來不及，哪里還有心思再去找蘇聯人惹麻煩！

　　第三，正因為如此，12月26日舉行過慶典活動之后，高崗便急急忙忙趕到沈陽，于28日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一改往日對劉少奇的態度，強調劉少奇在歷史上的功績和在黨內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擁護劉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時，也要求東北全黨團結在以林楓為核心的東北局周圍，搞好工作。

　　顯然，他是在做補救工作，但為時已晚。他從沈陽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至此，他給東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經達到，所以也沒心思再繼續“接觸”蘇聯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點，周總理親自給馬洪打電話，說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轉告高崗，請他送他們上飛機，一定要去，這是中央的決定。

　　2.1954年1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見尤金和捷沃西安時的談話。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應召去杭州，而不是負命去杭州。也就是說，他們并非是為了向毛主席“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而去見毛主席的。其實，早在1953年6月中旬，蘇共中央已經正式向我黨中央通報了關于貝利亞事件的情況。那是財經會議召開（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說的7月7日），我黨中央接到蘇共中央的急電，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負責人去莫斯科，有緊急事情通報，沒有說明是什么事情。經過醞釀討論，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書葉子龍和翻譯師哲。黨中央、毛主席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對蘇共方面來說，派去了毛主席身邊工作的兩個同志，令人感到高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夠隆重夠規格的。可是另一方面來說，毛主席讓自己的秘書和翻譯陪同高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崗在蘇的活動和蘇共的意圖，這至少是一種謹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崗很快就回來向中央匯報了關于貝利亞事件緊急通報的詳細情況，并交上了有關的文件。這件事也成為財經會議期間一件引人矚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崗當時的確有一種異常心態，他在臨上飛機前，私下對妻子說：“這次去蘇聯，我擔心有人要害我。萬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顧好。”至于他為什么會在備受毛主席器重的時候產生這種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毛主席與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談話內容。我認為，最直接而確切的敘述莫過于當時的翻譯師哲先生的回憶。在這里引用于下：

　　1954年元旦剛過，毛澤東便邀請蘇聯客人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到杭州見面。

　　1月4日，見面后稍事寒暄，對若干問題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們介紹了中國黨內和我們國內的一些情況。

　　毛主席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陜西（毛用手指著我），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么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