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什么賓館都可以住，什么飯菜都可以點，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時候，那么，我還要什么？還要做什么？”在戈悟覺先生的小說《尋找》中，一個叫龍華生的虛構人物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龍華生個人的問題，也是中國富人的問題，是那些正在和即將富起來的中國人的問題。有錢以后做什么，困擾著很多富人。陳光標撒錢，王石離婚，王功權私奔，任志強嫌貧愛富，大款揮金如土，富二代橫沖直撞，中國富人花樣百出，心神不寧。人生在世，富裕并不比貧窮更容易對付。

　　探討中國富人問題，有錢以后做什么，是戈悟覺先生小說集《狀態(tài)》的主題。

　　在小說圈子內，戈悟覺先生可能不是那么知名，他的小說可能也不是那么知名。但在我來說，名聲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作品。實際上，他早已經是名人。單舉一例，他作為北大學生代表，4次打破北京市跳高紀錄，為此，北大老校長馬寅初請他吃飯。這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他雖然不再跳高，但他以小說向新的高度彈跳，在探討富人問題上，他達到了獨特的高度。他抓住了社會要害，抓住了“錢”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探討錢給人帶來的改變、感覺和傷害，特別是錢給富人造成的精神危機。許多作家喜歡探討沒錢和缺錢造成的問題，但戈悟覺先生卻另辟蹊徑，專門討論有錢和錢多了以后的困擾，這正是戈悟覺先生小說的價值。

　　戈悟覺先生有獨特的文學創(chuàng)作優(yōu)勢。他既擅長文學，又了解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幾十年的寫作實踐錘煉出干脆、準確和細形象的語言風格。他的小說《狀態(tài)》曾獲第四屆北京文學獎。他是溫州許多企業(yè)家的朋友，擔任多家民營企業(yè)的顧問。據(jù)他講，不少企業(yè)家深更半夜打電話，向他咨詢心理方面的問題，人生問題。他不是書齋里的空頭文學家，而是實干家，這為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也帶來了靈感。《狀態(tài)》所收錄的六部小說中，三部探討有錢以后的問題，兩部探討如何賺錢。《別墅女人》是典型的有錢以后的故事，指向“富婆”這一獨特群體。幾個老板的女人，或離婚，或獨居，每天無所事事，除了打牌養(yǎng)狗放風箏打發(fā)時日，就是擔心老公外遇，或者思慕找一個男人。巨大的性的渴望，虛榮，空虛，青春不再的人生感慨，以及更年期恐懼癥等，構成她們精神世界的全部景觀。她們住別墅，養(yǎng)名犬，睡進口名床，“從這邊到那邊可以打三個滾”，還有酒吧、壁爐、鋼琴、影視室以及室外的飛瀑流泉，物質奢華得不能再奢華，在窮人看來已經如夢幻般的天堂，而她們的內心“沒著沒落的”，“就指望每天打打牌”，“幾天要去一趟花樣年華美容美體沙龍”，或“幾天不上時裝店就丟了魂”，或者“吃帶殼的東西有節(jié)奏地打發(fā)時間”。最可笑的是，其中一位富婆好不容易相識了一個大學生情人，到頭來卻是一個小學文化的騙子。風行各地的二奶們，中間有多少“別墅女人”？“有錢了，有閑了，卻沒有心思了”，小說中的這句話印證了一個觀點，即中國富人在精神上依然貧窮，還沒有學會做富人。精神空虛的富人不算富人，只能算有錢人。中國有錢人離富人還有很大的距離。這讓我想起近年來流傳很廣的一句話：培養(yǎng)一個貴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個精神貴族、一個思想富人的培養(yǎng)不比造就一個富翁容易。小說《尋找》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有錢人的精神空虛。一個人發(fā)財以后，他的價值急需確認。他將報恩看作自我確證的途徑。這位在商界功成名就的大老板，千方百計回報當年搭救過他的恩人。經過艱苦尋找，終于找到了那位曾在難中提供幫助的女人。給她兒子安排工作，將她接到北京來，住高級酒店，包吃包住，專人陪侍，貴賓待遇。走時給她二十萬元，甚至親自到機場送行，這是訂單超過三千萬的大客戶待遇。然而，女人對兩人的重逢并不興奮，根本沒有認出他，對多年前救他的那件事根本沒有情感記憶，對他的興奮不如對飯菜。“他頤指氣使，他是強迫她來，這感覺很差。”大老板感到失落，孤獨。與恩人的這段機緣讓他不斷地追問自己，“既然是意外，蹊蹺，偶然，為什么要尋找？尋找什么？活著又是什么？”“他舒舒服服坐著，一小口一小口啜咖啡。品味充實，孤獨，怡和，無助。我有朋友嗎？我有很多朋友。我沒有朋友。我感情豐富嗎？有時覺得是，有時又不是。剩下只有一點確定了：我有錢”。我們看到，龍華生知恩圖報這個有著中國傳統(tǒng)報恩模式的故事，被融入了完全不同的當代內涵。與其說是知恩圖報，不如說是有錢人主體意識匱乏的表征。套用一句理論術語，富人的主體性需要窮人的他者來確認。窮人成為富人的陪襯。這也就是為什么炫富成為中國富人的家常便飯，他們的主體性急于得到確認。富人與窮人這對既相互區(qū)隔又相互依存的關系，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最微妙的范疇。《遠去的不再來》呈現(xiàn)了有錢以后精神空虛和主體性匱乏的又一個側面。對兒時親情的美好回憶和對時光流逝的焦慮，成為富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五十歲的江龍功成名就，生日那天也是二十五周年廠慶。事情辦得周到，氣氛非常熱烈。他的兒子在英國讀書，還找了個藍眼睛的女朋友。一切都圓滿。然而，回到房間，他感到疲憊不堪，“圓滿那么重要嗎？他突然感到無聊，沮喪。”他總是在曲終人散之后，獨自回憶過去。“二十五年前手上是洗不凈的油污，吃飯端過的碗指紋也洗不凈，再過五十年，山月還會是這個樣子，時圓時缺，出山落山，他在哪里呢？企業(yè)還在嗎？”對二十五年前失蹤的哥哥的懷念，成為企業(yè)家江龍揮之不去的心病。沒有了親情，不能與哥哥共享創(chuàng)業(yè)的成功，個人成功的價值似乎大打折扣。然而，當年分資產時，為了區(qū)區(qū)幾百元兩人差點動了手。最終哥哥去了山西，后杳無音信。如果說《尋找》中的富人需要窮人來確認，那么，《遠去的不再來》中的富人則需要親情來確認。他卻沒有親情。為了錢，江龍犧牲了親情。這個弒兄、弒父的發(fā)財故事，對于中國式的發(fā)家史似乎帶有強烈的隱喻性。財富與親情，成為中國富人的另一對魚與熊掌。怎樣彌補這種創(chuàng)業(yè)缺憾呢？小說在這里描繪了一幅異想天開的圖景：這位大老板支持廠工會發(fā)動工人進行抓蟋蟀活動，組織斗蟋蟀比賽，“斗出大將軍，獎五百元”，原因就是，兒時他和哥哥養(yǎng)過一只蟋蟀將軍，常勝不敗。“金秋月9月，蟋蟀鬧騰的時候，員工快樂，下班捉蟋蟀，斗蟋蟀成風。工會趙主席匯報，至少有上百工人吃過晚飯在田間山野游轉，打手電，提著空易拉罐。”“江龍很得意，他把這項活動稱之為‘企業(yè)文化創(chuàng)新’”。好景不長，很快，廠里五個工人由于斗蛐蛐聚眾賭博被抓，這項誕生沒有幾天的企業(yè)文化創(chuàng)新就夭折了。剩下的，只是這位老板跟他的女秘書在山間捉蟋蟀。（新華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