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的形象設計并無新意，重要的是他們為何逃亡，逃亡的原因不同，體現著時代的不同。在阿乙的小說里，逃亡者的共同動因通常是無聊，或者是對生活的無法忍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下面，我該干些什么》。這個題目本身所傳達的是一種“無所事事”的茫然和無聊。這部小說創造了一個“純粹的惡人”，也就是沒有可理解的殺人動機的惡人。電影《老無所依》中殘暴的冷血殺手安東·奇古爾曾讓人們為之震驚，他殺人毫無感情色彩，人們感受到這種意義被徹底抽離的冷酷。但《下面，我該干些什么》中的殺人犯卻更進一步，安東·奇古爾殺人至少有一個可理解的動機——金錢，而這部小說的殺人者卻僅僅是因為無聊而殺死了自己的同學。殺人者開始逃亡，他的逃亡并非要躲避罪責，而是想通過和警察間的一場貓鼠游戲，找到意義和快感。在審判中，法官、檢察官、陪審團極力要為他的殺人找到一個世俗理由，但是他否認了這一切，他坦誠自己之所以殺人就是因為無聊，想通過極端方式刺激人們對無聊驚醒。我們從逃亡者空洞的瞳孔里，看到了世人行尸走肉般的倒影。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逃亡者的這一反抗行動成了對現代社會秩序的一次動搖。逃亡者形象的價值在于通過一次又一次各種意義上的逃亡，脫離并破壞固有秩序，建立一種固有秩序之外的秩序，從而為所有未逃亡的人展示另一種可能。

　　可能與危險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方式，也就是我們書寫這個世界的方式。小說發展到20世紀末，已經很難因結構創新而產生新的價值了，結構幾乎已經被窮盡，再多敘述方式的花樣，也無法創造出嶄新的結構，因為人的認知思維已經固化。阿乙的小說在文學形式和觀念上沒有多少創新，但它們又毫無疑問是好作品。這就引發了一個難題：如何評判阿乙小說的價值？

　　在我看來，阿乙作品的價值恰恰于在文學自身的線索之外，或者說他向當代作家展示了新的可能，那就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描寫當下生活？在大部分作家仍耽于講述什么樣的故事和怎么樣講故事，阿乙更關注為誰講故事，他的小說聚焦于當下的普通人，他并不寫他們的喜怒哀樂，而只寫他們所承受的精神重負。以《意外殺人事件》為例子來看，在這篇小說里，殺手李繼錫并不是主角，主角是6個被殺者。我們看到幾條線索像導火索一樣燃向同一個爆點，但在爆炸之后，我們才明白究竟什么是導火索中的火藥。李繼錫闖入紅烏鎮殺死6個本地人，這是一次意外事件，但6個本地人的死亡卻又在前面的敘述中潛藏著必然，這看似是悖論，其實正是整篇小說敘事的起點和意義所在。在殺手出現之前，阿乙不厭其煩地分述了6個人的生活，但都在某個山雨欲來的點上戛然而止。在他們死后，讀者會發現，趙法才、金琴花、狼狗、艾國柱、于學毅、小瞿6個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已經走到了無聊的盡頭，殺他們的外地人不過是幫助他們結束了這無聊。

　　我們還應該看到這些小說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價值。在出版者的推動下，阿乙和蔣一談、曹寇、苗煒等一批作者一起，重新推進了短篇小說在讀者中的地位，中短篇小說在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的圍剿下，終于露出一絲縫隙。閻連科曾表示，似乎感覺到文學正涌動著一股熱流，而中短篇小說就是文學的溫度計，它的升溫，昭示著文學正以多樣和嶄新的方式進入到現代人的內心生活里，這種方式不一定是體裁的或載體的，而是智性的。當下作家還沒有能力以全景式的長篇去表現這個復雜的社會，而中短篇卻以靈活和靈敏的觸感，為讀者點出許多敏感點。當然，讀者也早就不期望像看《戰爭與和平》或《人間喜劇》那樣去了解整個時代，甚至不期望像看卡夫卡的《變形記》那樣被人變成甲蟲的異化所震驚。這是一個沒有新鮮事的時代，人們之所以無所感，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麻木。從這一點上講，我相信中短篇小說更具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