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及[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趙稀方[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記者 李雯潔
日前，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自媒體頻道今日發出消息，將眾籌重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并開出了“史上最高翻譯費”：500元/千字。對此，有人質疑，用這種眾籌的方式來翻譯和出版經典的做法是否有些草率、不夠嚴謹，是否能夠保證翻譯的質量。其實，經典著作的翻譯對于譯者來說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即使是重譯也在所不惜，《莎士比亞全集》、《堂·吉訶德》、《老人與?！?hellip;…許多經典名著的中譯本層出不窮。如何看待這種經典重譯現象？
名著中譯
【莎士比亞全集】
1921年和1924年，田漢分別用白話翻譯了《哈孟雷特》和《羅密歐與朱麗葉》劇本，成為第一個翻譯莎士比亞劇本的中國人。
1930年，尚為青年的梁實秋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直到1967年他年過花甲才譯完在臺灣出版。梁版《莎士比亞全集》包括戲劇37卷、詩歌3卷。被公認為譯得比較直白。
1936年，朱生豪開始翻譯莎劇。1944年底他因病早逝，留下31部半譯稿。1947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朱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共計27部劇。此譯本一出，好評如潮。
1957年，臺北世界書局以此前27部朱譯為基礎，加上虞爾昌補譯十部歷史劇及莎士比亞評論，出版了37部劇作的《莎士比亞全集》。這是華語世界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亞全集。
從1960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以《莎士比亞戲劇集》為基礎，啟動了組織國內專家重新校訂補譯莎劇全集。1978年，《莎士比亞全集》六卷本出版，張谷若、楊周翰、章益、方平、吳興華等專家參與其中。這是內地迄今為止公認的權威版本。
2014年1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已故莎學家、著名翻譯家方平先生主編，由方平等8位翻譯家采用全詩體翻譯的10卷本《莎士比亞全集》，收入了莎士比亞迄今所有被學界認定的39個劇本及其他作品，被認為是整個華語世界最新、最全的詩體譯本。
【堂·吉訶德】
1922年，《堂·吉訶德》的中譯本最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兩卷本《魔俠傳》，用的是文言的形式，只翻譯了上卷。
1959年，又出版了傅東華全譯本，而后，還出版過劉云、伍實、常楓等人多種不同形式和不同書名的譯本。但這些譯本都是從英文轉譯的，直到1978年楊絳先生首次從西班牙語原文(1952年羅德里格斯·馬林校勘本)翻譯了《堂·吉訶德》，首版于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1987年推出修訂版。
1995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西語學家董燕生教授翻譯的二部全譯本《堂·吉訶德》，2006年改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插圖特裝修訂本。
2001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二部全譯本《堂·吉訶德》，由西語學家孫家孟翻譯。原版書中塞萬提斯自己寫了11首贊美《堂·吉訶德》的詩，孫家孟將11首詩全部譯出置于正文之前。
【老人與?！?/p>
1954年，張愛玲翻譯了《老人與?！?，成為中譯者第一人。2012年，由臺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張愛玲譯作選二》出版，其中收錄了《老人與海》的張愛玲譯本。
自1979年起，《老人與?！返闹凶g本大量出現，如：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初版，譯者李錫胤；漓江出版社1987年初版，譯者董衡巽；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初版，譯者吳勞。翻譯家吳勞的版本被公認為是十分出色的譯本，文中還有許多附注。
2010年，譯林出版社推出新版《老人與?！?，采用著名詩人、翻譯家余光中的譯本。據其譯序所說，譯文早于1952年開始連載，應是此書最早的中譯，1957年由重光文藝出了繁體字版。
正方
有人覺得重譯有意義就不必禁止
羊城晚報：不久前，吳曉波書友會眾籌重譯《國富論》。一百多年來，《國富論》經過多次重譯，至少有七八個版本。有人質疑，經典是否需要重新翻譯。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趙武平：就拿這個事來說，他們并不是全篇重譯，我覺得更像是自娛自樂的事情。有人有時間、有精力，并且覺得做這個事情有意義，就可以去嘗試；如果能吸引更多的人對名著感興趣，當然是好的。在這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時代，沒有理由禁止別人來做這個事情。
而從專業出版的角度看，理論上講，一本圖書只要是沒有版權，也就是說，它的作者去世50年以后，版權就進入公共領域了，誰都可以翻譯。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就沒有能不能重譯這個問題。至于翻譯出版后能不能得到學術界承認和讀者歡迎，甚至達不達得到出版社的出版要求，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豆瓣、譯言也在不斷翻譯各種各樣的書，其實沒有關系的，就跟寫小說一樣，你寫得好，譯得好，你點擊率高了就算是得到承認了。
羊城晚報：有專家說經典著作在過去已經被翻譯成許多版本，而其作為暢銷書，市場已經較為飽和，沒有更大的需求空間，另一方面源于當前的翻譯水準，也很難有更值得期待的翻譯，認為譯舊還不如譯新。您認為呢？
趙武平：其實名著重譯的工作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從專業出版來看這個現象，一本名著能夠出版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說一定是一個人類知識集大成的智慧傳承的典范作品。如果我們把這本書當成一個故事，無論是法文的、英文的、德文的，還是俄文的，它進入中國總是要找一個最合適講故事的人，大家才愿意聽，或者說聽故事的人才能更大限度地還原和感知故事本身。那么，一個名著的譯者很可能是在相關領域里有一定專業研究和學術地位的人，他翻譯出來的譯本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可。但這個又并不是絕對的。
翻譯和寫作在不侵犯知識產權和版權的情況下，我認為是一個比較開放的行為。因為讀者也有層級之分，普通的、成熟的、專業的甚至學術的，他們在不斷地成長，也在不斷地篩選、比較，討論譯本的好壞，是否超過原有譯本的學術水準等，這都不是太難的事。就跟一支貝多芬鋼琴曲一樣，家里有鋼琴的都可以彈，但有沒有可能進行表演，甚至是售票開音樂會，這個市場及讀者都是有鑒賞能力的。我們無須擔心譯本是否有過多版本，實際上，大部分重譯的書是不存在的，或者站不住腳的，因為學術界和普通讀者都在不斷地做這種淘汰的工作。就像現在大家說網絡寫作的人很多，掙錢的也很多，但是把成名的和不成名的比例進行對比，就發現在這種學術工作尤其是有難度的著作翻譯上，不僅是你站出去吆喝一句五百元千字就能完成的問題，不是錢能解決的。也就是說，能否靠譯書站得住腳，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旁觀
粗制濫造的重譯沒有必要
羊城晚報：著名翻譯家許淵沖教授曾說過，新譯應該盡可能不同于舊譯并高于舊譯，否則，就沒有什么重譯的必要。但對于經典的翻譯，有的讀者表示有缺憾，比如期待更符合當時語言、時代氣息、讀者閱讀審美習慣的譯本。那么，重新翻譯就成了彌補缺憾的一個選擇。您對此怎么看？
趙稀方：我們從現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實際出發，基本的情況是，中國進入版權公約后，現在大量地重譯經典名著，因為新書需要買版權而大部分經典名著不需要，再者，名著本身是暢銷書，是不會過期的。商業利益的驅動導致現在重譯作品泛濫。
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名家的譯本是跟出版社有合約的，出版社可以重??；但有些沒有版權的作品，只能采取重譯的方法出版，比如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的作品只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有些出版社為了出版而出版，其本身的想法并不是將作品譯得更好，而是為其貼上“新譯本”的標簽。這種現象在如今的翻譯出版界普遍存在，造成譯本水平極其粗糙。這是我們反對經典重譯的一個現實考慮。
羊城晚報：這或許也是一些讀者迷戀經典譯本拒絕新譯本的原因之一。但還有一個問題是，許多偉大的譯本，通常并不是最老的譯本——也就是說，傅雷先生們，也曾經是“新譯本譯者”。就是說，已有的較好譯本，并不成為“以后不需要重譯”的理由。否則林紓先生之后，也不用再翻《茶花女》了，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之后，周克希也不用翻譯了。這個您怎么看？
趙稀方：這就涉及到一個翻譯水平的問題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可以有的，新譯本匹敵“舊譯本”在我們翻譯研究來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楊絳翻譯的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本身就是個很好的譯本，但是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的教授董燕生發現了楊絳譯本的一些錯誤，由于他精通西班牙文，翻譯水平很高，并且精益求精，最后他也譯出了一個水平相當的譯本。還有一個例子，關于《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無論是梁實秋還是朱生豪的譯本，都是散文體，而后來方平主譯了詩體版的《莎士比亞全集》這個就比較好，因為作品本身就是詩體的，這種重譯我認為也是很有必要的。能夠像這樣譯出比名家名譯更好的作品，我們當然是歡迎的。但你要知道，超過名譯是件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很多翻譯家傾其一生也不一定能夠達到那么高的水平，更何況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要挑選這樣一個譯者是多么困難的事情。所以說到底，如果你的水平能夠超過前人，當然歡迎，否則粗制濫造的翻譯就沒有必要了。
反方
重譯耗費時間和成本，意義不大
羊城晚報：對因《國富論》重譯出版引發的經典是否有必要重新翻譯的討論，您持何看法？
陳及：只要沒有版權問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重新翻譯出版，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至少認為，反復地重譯是沒有必要的。首先，經典是一種常銷書，基本上一直都在銷售，就以《國富論》而言，過去出過很多版本，并且這些版本在今天仍舊在刊行銷售，不存在需求大于供給的問題，任何人想買，都能買到，也就是說，市場的需求其實是已經被滿足了的。而且就目前的翻譯水平而言，總體上是比不上前人的翻譯的。那么，經典重譯本身除了時間和成本的耗費，我認為社會意義并不是很大。而且眾籌在中國是一種市場行為，恰恰和經典翻譯需要的嚴謹、沉穩等條件相悖，因此，可能最終的結果是兩邊都沒有結果，既賺不到錢，也做不出來好書。
羊城晚報：您剛才提到翻譯的問題，有些讀者正是認為過去常見的譯本或多或少存在著，諸如詞匯翻譯跟不上時代、專業語匯使用不當等問題，所以才期待更符合當時語言、時代氣息、讀者閱讀審美習慣的重譯作品，這也是介于“精確”和“通俗”進行重譯的理由。
陳及：即便是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很多著名的譯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大家會有意見也是正常的。但新譯本也依然不能保證文本就能讓所有人滿意。一方面是翻譯能力的問題，不論是翻譯效果的信達雅，還是翻譯者本身的功底、學術態度，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些年代較為久遠的經典譯作，對其做局部的調整，我認為是可以的，但要所有東西推倒重來，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或許產生的問題會更多。
羊城晚報：一些讀者會迷戀經典譯本而拒絕新譯本，像錢鐘書這樣的大家，也曾表示情愿一遍遍重讀林紓那些存在“漏譯誤譯”的西洋小說，也不愿讀后來出版的盡管也比較“忠實”的譯本。“經典譯本”是否就是拒絕新譯本的理由？
陳及：像錢鐘書這樣學貫中西的學者，看所有譯本可能都有問題。但是經典是很龐大的體系，能讀經典的人都是小團體、小圈子，一般的讀者你給他，他也接受不來，專業能力還沒入門。經典的作品中國老的前輩也翻譯得差不多了，現在老教授也沒時間去重譯，多半是一幫學生去弄，七弄八弄的，水平參差不齊。又何必浪費時間去做重譯工作？在今天，翻譯作品的數量遠遠超過以前任何時代，但質量的下降也是眾所周知，錯漏百出、不忍卒讀的現象比比皆是，現在找到一本沒有太大問題的翻譯書籍很難。我們的翻譯變得越來越浮躁，越來越不追求質量。不論是譯者還是出版者，都有很多問題。更重要的是，在今天這個閱讀普遍浮躁的時代，年輕人們更多習慣于屏幕前的閱讀，對于經典的興趣相對較少，誰還去關注那些幾百年的經典呢？誰還會專門拿出時間去下工夫讀那些大部頭呢？
羊城晚報：經典市場飽和，翻譯難有新突破，依然不妨礙經典被反復重譯。但我們發現，許多新的、世界前沿的著作，卻不一定被及時翻譯引進。
陳及：經典往往是最樸實的道理、最基本的原理，是開放性的；翻譯和出版經典，當然有它的作用。相對來說，今天新的著作和研究，會顯得零散而具體，我們的先人早已經把大道理都說完了，后來的人，很少有開創性的，大多都是在經典的基礎上不斷地重新論證、重新表達，或者在局部的問題上更加深入。盡管新作很少有經典那種奠基式的作品，但依舊應該多翻譯，因為它和現實的生活離得更近，更具有指導意義。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那些經典中的基本理論，其實早已經融入到了現代理論之中，如《國富論》這樣的書籍，它論述的是基本的原理，是最基礎、最質樸的東西，后來的經濟學家們，不可能離開這些理論，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還是更進一步延伸，都和這些理論有關。你很難完全拋開這些基本的東西去研究，因為那意味著否定了經濟學本身的存在。所以，從發展的意義而言，譯舊顯然不如譯新。那些新的研究、新的著作，更需要翻譯的支持，它們是從經典中來說，同時也和現實直接相關，我們已經有了經典，但現在我們缺乏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