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泱泱大國的住房問題，是道世紀難題。我們應當提高認知水平，從各方面加強政策支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合理的自主性需求
“要千方百計增加住房供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對住房供應體系建設的重要論述，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住房問題的戰略判斷。
有媒體梳理，今年兩會以來，除了重申“堅持房地產調控各項政策不動搖”，中央并未出臺新的調控政策。與此同時，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部分調控嚴格的二線城市，卻出現了房價的明顯上漲，特別是9月以來，各地“地王”頻現。這個背景下，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嚴苛的“限購令”勒不住脫韁的房價？而今，當政策重心從需求轉向供給，又會給住有所居的夢想注入哪些新鮮力量？
眾所周知，需求與供給是影響房價的兩大因素，也是解決住房問題的兩大著力點。回顧房地產政策，調控的主基調是以需求管理為主、供給管理為輔，把“支持自住性需求，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作為基本方向。的確，把調節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可以擠出部分的熱錢炒作，促使商品房回歸商品本位。然而，一些地方“限貸、限購、限價”三管齊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一定范圍內還扭曲了市場的供求關系。
究其原因，有一些是執行層面的“折扣”問題，但更多是忽視了有效供給的增加。自主性需求是剛性需求，是城鎮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糾結。片面的需求管理可以抑制投機與投資，卻無法壓住這種旺盛的“剛需”，更難以理順需求層次的多元化。甚至，個別的以增加交易環節成本的稅收政策，在供需失衡的情況下，不出意料轉嫁到了購房者頭上，使其有苦難言。這些都讓政策的效果背離了調控的初衷。
“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這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解決泱泱大國的住房問題，是道世紀難題。我們應當提高認知水平，從土地、信貸、財稅等各方面加強政策支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合理的自主性需求。
首先要千方百計保證住宅用地的供應。房屋建在土地上，土地供給是住房供給的前提。過去三年，我們始終沒能完成土地供應計劃，特別是一些一線城市更是連續多年未“及格”。以廣州為例，2012年商品住宅用地計劃供應僅為2.55平方公里。而在北京，2012年全年共成交經營性用地372公頃，僅完成年度計劃的31%。可見，只有從增加土地供給入手，穩定“面粉”的價格，才能穩住“面包”的生產，避免“地王”與恐慌情緒。
這里所說的供給管理，包括3600萬套(戶)的保障性住房和以市場化滿足多層次住房需求兩個方面。如果說前者考驗的是政府的責任，后者則反映了市場化的大勢所趨，考量的是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決心。市場的需求需要市場的手段來解決，不能指望政府的大包大攬。當然，我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差異較大。不少三、四線城市與一、二線城市冰火兩重天，住房供應相對充足但潛在需求相對較弱，甚至個別地方的“空城”“鬼城”還存在泡沫破滅的風險。這就要求頂層設計者，在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設上，不搞一刀切，堅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努力讓每個城市都成為宜居之地。（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