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分國外城市的地鐵禁食立法經驗看，好的立法標準在于，無論哪方勝出，權利受損的另一方的合法權利都會得到適度考量和有效補償。

    日前，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就《北京市軌道交通安全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的第一輪審議中，提請稿中被刪除的“地鐵禁食”條款被建議重新加入。此前，北京市法制辦就《條例》向社會公示征求意見時，由于該條款引發眾多爭議，曾將其刪除，擬作為倡導性規則寫入乘車手冊。作為市人大的立法建議，該條款還要經過兩輪審議以及可能召開的聽證會，才能最終決定是否入法。

    立法進程耗時多多、一波三折，但很明顯，立法者正在走向慎重和節制，立法程序也正在走向民主和透明。在公民參與立法的語境之下，原本管理者與消費者間的權力與權利之爭，變成民眾“飲食需求”與“禁食訴求”的權利之爭，博弈主體的嬗變，也體現出角色的歸位。不管結果如何，這都是種進步。

    “地鐵禁食”是世界性難題

    應看到，在早餐晚餐時間與潮汐交通疊合的情況下，擁有“飲食權”，意味著終日奔波的上班族可以“邊走邊吃”。但對“禁食族”而言，遍布車廂的“五谷雜陳”的味道及隨處可見的垃圾，無疑是種折磨。如果地鐵“禁食”，更清潔的環境或能順應“禁食族”們的訴求，但這對那些每天奔波于車途的人們來說，或許是連吃飯間歇都被抹殺。這也是“地鐵禁食”成為世界性難題的重要原因。

    針對地鐵飲食，不少國外城市做法也各異。在美國華盛頓市就有著非常嚴格的禁食令，地鐵管理規定中明確禁止吃喝，違者或遭到地鐵警方的口頭警告、驅離、罰款，甚至拘留、逮捕等；在美國佛州杰克森威爾市，地鐵禁食令稍微人性化些，一些乘客的進食被允許，但飲料要使用符合地鐵方規定的容器盛裝，保證無遺灑。在巴黎，地鐵上貼著抨擊啃漢堡、亂丟食物等不文明行為的平面廣告，不在地鐵上吃東西已成“不成文法律”。當然，也有些城市對地鐵飲食采取較開放態度。

    “地鐵禁食”立法考驗權益平衡術

    無論禁食與否，抑或是有無立法禁食，在這議題上，盡量平衡各方權益成了價值共識。

    拿地鐵禁食立法而言，好的立法標準在于，無論哪方勝出，權利受損的另一方的合法權利都會得到適度考量和有效補償。就像在很多公共博物館，游客參觀區都會有“禁止飲食”的標志。在此處飲食，會被很多雙眼睛“關注”，也可能遭受嚴厲的懲罰。但這類公共場所也往往會專設免費游客用餐區，桌椅、紙巾等物一應俱全。

    有效補償的直接責任，不應來自于“禁食族”群體，而應來自于管理方。最可怕的立法結果是，法律規則或行政命令成為管理者規避責任、逃避應盡義務的工具，讓別人講文明，讓自己享特權，以效率之名壟斷“執行力”。若不能避免這點，即便立了法，恐怕也很難執行。

    在常常空間局促、人潮如涌的北京地鐵站，專設乘客用餐區的執行難度和實際效用可以想象。比起華盛頓等城市，它的管理難度也更大。若要靠執法力量維護地鐵飲食或禁食的秩序，恐怕也需要更多的人力、時間投入。基于此，在地鐵飲食的應對上，顯然也更要“因時、因地制宜”，在文明行為涵養和懲罰違規的尺度層次上多下功夫。

    在北京，“地鐵禁食”其實也是大的公共交通管理體系中的一環。在“地鐵禁食”議題中，除了立法者、管理方和個體所應獨自承擔的責任之外，社會資本潛能的開發和累積，才是促進大交通“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的長遠之道。社會資本的積累，不僅要憑借嚴厲的懲罰措施，還要基于規則的合理性、道德的約束力、高度的認同感及公民間的理解和信任。

    小小的“禁食令”不能成為立法的終點。否則，解決辦法只能朝令夕改，成為新問題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