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數字時代，新文科建設應如何發力
文科值不值得讀？讀了又有什么用？文科生未來的工作崗位是不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邁入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時代，這樣的話題常常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文科的建設與發展，既是教育議題，也是社會議題，需要認真對待和深入研究。
1.人工智能果真對文科不友好嗎
講到文科有什么用，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教授曾打過一個很有趣的比方：“一個家里最有用的地方是廁所，其次是廚房。家里最沒用的東西，數來數去可以說是墻上掛著的那幅齊白石畫的蝦。但是家里有客人來了，你會帶他去參觀廚房和廁所嗎？我想，大家坐在客廳品頭論足，討論得最起勁的，恐怕還是齊白石畫的蝦。這就是人文學科。”意思是說文科一直以來就不是以“實用性”為主要旨趣，而是以追求真善美為目的，看起來沒什么用，但無用中實有大用。
在數字時代背景下，“文科無用”的感覺似乎更加強烈了。在這種情形下，以陽春白雪的思維對文科的作用進行回應，顯然難以讓人滿意。我們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認認真真地對當下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對就業、對教育的影響進行認真研判：哪些專業、哪類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更大？數字時代帶來的教育變局將把文科帶向何方？
筆者曾就此問題與人工智能算法研究領域的前沿研究者、華南理工大學黃翰教授進行交流。他認為人工智能的本質是知識的表示，未來會廣泛應用于自動化和智能化的工作領域，因此最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是三類職業——知識的“搬運工”、知識的“組裝員”和知識的“挖掘師”。知識的“搬運工”不直接從事知識的創新和深度加工，而是主要負責整理和傳播已有知識；知識的“組裝員”只停留在對知識組裝的層面，而缺乏創造新穎有價值知識的能力；知識的“挖掘師”則致力于對知識進行深度挖掘，即發掘知識之間存在的關系和規律，同時根據已有知識來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知識的“搬運工”和知識的“組裝員”，這比較符合大眾的認知，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正在發生，但很多人或許沒有想到，知識的“挖掘師”也可能很快被人工智能替代。事實上，部分高校教師也只是做到了知識的“挖掘師”層面，而這個群體也面臨人工智能的全面挑戰，這意味著對現有人才培養模式進行深刻反思已是刻不容緩。
上述分析讓我們看到，由于人工智能可以自動高效地處理海量數據，從中發現隱藏的知識和趨勢，從而節省大量時間和人力，且不容易出現誤差。因此，并非只是文科畢業生，而是所有學科的畢業生在數字時代都會面臨著共同的挑戰。進一步說，越是標準化的工作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非標準化的工作反而沒那么容易被替代。相形之下，文科類畢業生更多從事的，其實是非標準化工作。
那么，下一個問題就來了：為什么理工科學生對人工智能產生的焦慮普遍會少一些呢？其實這很好理解：因為理工科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更新迭代都更加及時，學生能夠更積極、更主動地擁抱新技術，而文科往往過于強調傳統而不夠與時俱進，對新技術常抱著一種保守甚至抵觸的心態，所以，學生普遍顯得更為焦慮。
實際上，文科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從辯證的角度看，越是進入數字時代，人類越需要文科的滋養。數字時代社會節奏不斷加速，大多數人步伐變得更加匆忙，很難有時間停下來去滋養自己的心靈。因此，人類對文科的內在需求將是普遍增加的，因為文科具有滋養心靈、調適心理的功能。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文科的作用，要有超越性的思維。在數字時代，更加需要的是一種作為通識教育的文科，它不僅僅是滿足讀文科專業的學生需要，還要更好滿足所有大學生的需要。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在一個論壇上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將會帶來大量“工種”的消失，如果還用原來的分科形式去培養未來人才，我們的教育將面臨巨大挑戰。因此，他主張模糊文理之間的界限，擴大通識教育的范疇，尤其是要提高學生的藝術涵養、溝通交流能力等，而這些都更多來自文科素養。
2.推進新文科建設“突圍發展”
新文科建設的核心要義是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但從目前的進展來看，還沒有突破原有學科建制思維的局限。要更好回應數字時代帶來的教育變局，新文科建設及其未來發展之路，還需更大的變革決心和更廣的學科視野，以內外交融的學科融合變革，推進新文科建設突圍發展。
首先，是推進文科內部的交融。文科內部的交叉融合本應是一個基本要求，但現實中很多大學卻做得不夠好。比如大學里文科類講座越來越多，但人文性和思想性都很強、適合不同學科的人都來聽的講座卻很少。多數文科講座往往過于注重學科的區分性以及實用性，專注于某個比較窄的研究領域。比如說筆者所在的教育學是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分為教育學原理、學前教育學、高等教育學、職業技術教育學、比較教育學……很多老師和學生都只是去聽自己所屬的二級學科的講座，對其他二級學科的講座常常不聞不問。即便是同一個學科內部二級學科的交融都很難，過度專業主義會使得文科建設越來越狹隘和固化。文科作為大眾通識教育的性質不但沒有被彰顯，甚至被有意無意地抑制了，學科交融就很難實現。
筆者所在的學校最近在舉行一個系列學術活動，叫“華師樂集”，就比較有文科內部學科交融的味道。活動由圖書館和音樂學院聯合舉辦，每期再邀請一所文科學院參加，用音樂結合其學科的特點和內容進行闡述，主打的是“閱讀+音樂”的跨學科美育項目。目前，該活動已經舉辦了好幾期，基本場場爆滿，不少學生早早去排隊。學生們都來自不同學科，但通過這個活動他們會感覺到，原來文科是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真的可以做到以文化人，通過“閱讀+音樂+文科”，能夠更好連接心靈、溝通世界，實現一種跨界的交融，實現“1+1+1＞3”的效果。
其次，是推進文科和理工科的交融。這種學科交融的跨度更大，必須對現有的辦學模式和管理機制做更大的突破，才能在實踐層面真正落地。比如現在大學都很重視本科教學評估和學科評估，但從評估的核心指標來看，都過于看重單一學科的特質，比如該學科認可的期刊發表、學生競賽、專業技能……這種方式對培養單一學科知識構成的專項人才當然是有效的，但反過來看卻不利于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而實際上，我國面臨“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領域往往都是需要交叉學科的融合和集成的，需要開放式創新的支撐。因此，未來大學人才培養要更加主動打破這些壁壘，要為學科交融提供更好的機制支撐，不以方便管理作為逃避變革的借口。最基本的，要為轉專業和選課提供更大的開放度和選擇權，讓學生可以根據興趣和特長，更為自主地在不同學科范式中獲得充分而全面的發展。從更深層面看，打破學科的概念，應將人才培養當作一個需要多學科交融的長期項目——文科更側重為其提供思維和情感，理工科更側重為其提供技術和方案，讓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更好地得到通識教育的浸潤。
最后，是推進文科和外部世界的交融。如今文科之所以常被詬病，主要是因為和社會較為脫節，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走出象牙塔，和外部世界產生更為密切的互動和交融。筆者幾年前曾赴美國舊金山灣區調研高等教育集群發展情況，對其文科與社會發展互動的意識和機制頗有感觸。硅谷是舊金山灣區的標志，于是很多人會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在舊金山灣區的大學只是以培養工程師見長，讀其他專業就不好找工作。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在當地訪問了不少文科學者和從業者，他們都很自豪地說，在硅谷工作絲毫沒有感受到被邊緣化。因為科技創新發展也需要大量的間接參與者，包括律師、會計師、項目指導師等。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以最大程度規避創業和進入市場的風險；會計師提供專業會計服務，有效監測成本與運營風險；投融資公司并非投錢了事，而是會提供項目指導師對項目的轉化進行專業指導，幫助公司存活和成長，將破產的風險降到最低。在這些工作中，文科生占據很大比例，他們提供專業性的鏈條式服務，能夠助推創新專業化并提高成功率，是當地生產力的重要貢獻者。
所以，一方面數字社會帶來的技術變革將會為文科提供更強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又因技術變革產生很多新的社會問題，需要文科參與其中并提出更加專業的解決方案。大學文科與外部世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當今是技術裂變與信息爆炸的時代，文科顯然不應也不可能“躲進小樓成一統”，但也應該保持必要的定力而非只是被裹挾前行。劍橋大學斯蒂芬 科利尼教授在《大學，有什么用？》一書中談到，幾乎每個時代的人都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變化迅猛，因此總會對當時高等教育的應變能力產生種種質疑。但從更長遠的歷史脈絡來看，人們也總會發現大學基本能伴隨時代轉型而進化，包括歷史最為悠久的文科。因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都是科學進步與人文進步并舉的，大學不僅要培養學生成為有用之才，更要培養學生成為文明之人。文科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從未缺位，也能伴隨著數字時代一路前行，再遇一路繁花。
（作者：陳先哲，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