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學，相會有期

　　4月8日傍晚，天際出現了一道晚霞，我的一名學生在走廊里向遠處看去。

　　3月9日，高考誓師大會現場，我們班的學生舉著橫幅和班旗，列隊準備走過主席臺。橫幅上寫著“同是寒窗苦讀，怎愿甘拜下風”。

　　4月22日，晚自習時，學生在教室里學習。

　　我讓學生選擇一樣最能代表“高四”生活的物件，這是幾位學生的答案。

　　3月10日，兩名學生在課間打盹兒。

　　4月7日，晚自習時，學生們擠在辦公室里找老師問問題。

　　6月7日上午，高考考點門口，學生們準備進考場，一名老師身穿紅色旗袍送考。

　　6月8日晚，高考結束后，班上組織了聯歡晚會，同學們在一起唱歌。

　　6月8日，同為支教老師的林聰正在為每個學生寫寄語。我用這一年拍的照片為學生編輯了一本攝影小書，在第一頁貼上了給他們拍攝的單人照。

　　去年大學畢業后，我如同《江城》的作者何偉一樣，選擇了中國的西南，來到和書中涪陵相仿的一座四川縣城，開啟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小城坐落在長江邊上，30多公里的一段江水蜿蜒著穿城而過。橙色的泳圈在江面游弋，人們在江邊開露天KTV、跳廣場舞，或是坐在花花綠綠的塑料椅上，用大啤酒杯插著吸管喝5元一杯的茶。山水之間，矗立著高高低低的新樓盤，最貴的小區已經賣到每平方米1萬多元。

　　在這所能一眼望到長江的學校，初為人師，我就接到了一個不算容易的任務：給一個82人的文科“高四”班當英語教師。

　　在這里，復讀生只要成績達標就能免學費，高分考生還有一定的補助，每月最高能拿到1400元。不少學生從市里回到這所縣城中學復讀，以省下高額復讀費。

　　面對比自己僅小不到5歲的學生，第一次站上講臺的我并不緊張，更多的是興奮。第一堂課后的晚自習，就有一個學生來找我排解心結，她本來成績不錯，因為想陪喜歡的人復讀，故意沒考好。對一個陌生老師傾訴隱私，我驚訝于學生對我的信任。

　　我的班級叫“線下”復讀班，大部分是去年高考沒有達到本科線的學生。比起考取名校，他們的復讀目標更加現實。張偉去年高考成績比預期低了60分，他不服氣，選擇再考一年證明自己；陳鵬飛則想今年爭取能夠考上本科。

　　林夏在班主任的勸導下選擇了復讀。她想，即使今年考上本科仍有困難，以后還可以努力實現“專升本”。劉靜怡去年被哈爾濱一所大專錄取，家里人認為她無法適應哈爾濱的氣候，堅持要她再考一次。“應屆的時候覺得高考對我來說沒什么，沒有認真備考，今年才開始覺得學習有用。”劉靜怡說。

　　班上有15名學生來自同一個應屆班級，這種陪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心理壓力。和我的高中生活相比，這里輕松多了：不公開考試排名，不會將高考生排除在學校的文體活動之外，女孩子們可以化妝、留長發，還有人穿著漢服來上課。

　　我總是試圖將他們拉回緊張中。自習課有人說話時，我不留情面地直接點名；班級學習狀態不好時，我也對他們說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外人看來，我也許是個有些矛盾的老師：紀律管得最嚴格、批評學生最兇，卻花了最多的錢與精力來“討好”學生。我自費購買了許多小貼畫獎勵他們，規則是：每次聽寫全對、改錯本寫得好可以獲得1個貼畫，找我打卡背單詞可以得2個，集齊15個貼畫可以來換一個筆記本，30個貼畫換一杯奶茶。學生鄭瑩在課間悄悄和同學說：“雖然英語老師好兇，但我最喜歡她。”

　　一開始，學生們的目標大學幾乎都在川內。出于穩定、輕松的考慮，絕大多數學生的職業目標是當老師。也有例外，有個學生曾經立志學葡萄牙語，只因在網上看到葡萄牙語能掙錢。但后來聽說阿拉伯語更掙錢，又要學阿拉伯語。

　　一個從小被寄養在親戚家的女孩問我：老師，您覺得做什么職業比較好？我建議她試試教師、護理、會計，因為這些職業可以考證，實實在在的證書拿在手里，或許更能讓她看得清未來。

　　作為老師，我總希望他們能走進更廣闊的世界。我曾跟他們說“上大學是走入大城市最便宜的途徑”，也曾在冷得坐立難安的南方冬天里，向他們描述在北方的暖氣房里吃冰棍是何等的幸福。我分享過傳播學中的“數字鴻溝”理論，提醒他們正確使用互聯網；還有怎樣才是一段好的親密關系——戀愛的目的不是貪圖享樂，而是攜手共進。英國脫歐、“祝融號”火星車，甚至我自己的大學經歷，都能夠激起他們極大的興趣。

　　這些“宣傳”似乎有效果。英語課代表楊夢正以到北京讀大學為目標奮斗著，希望能夠考入外交學院學習英語；劉學知最想去浙江和上海，他的父母都在浙江打工；還有幾個學生向往網紅都市重慶。而林夏依舊希望留在四川，“一個人離開家鄉去別的城市，會感到孤獨吧。”她說。

　　有人早早體會過去與留的滋味。鹿安上高一的時候成績不好，父母便叫他去自家作坊打工。一年半的時間里，他做過手機殼，學過塑料染色，其間還獨自一人到廣州的打印機工廠上過班。

　　這條路他很快看到了盡頭。“沒有技能和知識，人是掙不到錢的。”鹿安說，“在流水線上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算上加班，一個月也只有4000元。”打擊還來自一個稍顯稚嫩的對比：他看著身旁的技術工人，因工作量少可以上班玩手機，羨慕不已。數次掙扎過后，他逃離工廠回到高中，一改先前的玩樂態度，成績從高一時的300多分提升到今年高考模擬的540分，如果保持這個成績，他有可能上一本院校。

　　這一年中，復讀班沒有開過家長會，“叫家長”也很難成為對付學生的“撒手锏”。當地老師開玩笑說：“給家長打電話，四個有三個在打麻將，叫也叫不來的。”更現實的情況是，很多家長在外務工，有些人幾年才回一次家，孩子與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隔代教育”在縣里相當普遍。張偉的父母常年在廣州打工，他也想以后去廣州生活。復讀這一年，他一直和考入大學的同學保持聯系，不斷完善自己對大學的理解。

　　6月7日上午，我的82名學生第二次走進高考考場。最后一門英語考試結束后，淅淅瀝瀝的雨停了，有學生滿面笑容地跑出來，和我大聲匯報：“從來沒有過這么清楚的英語聽力！”

　　高考后的聯歡會上，我把這一年拍的照片做成的攝影書，送給了每位學生。學生們也每人寫了一封信，湊成一大本書送給我。最讓我高興的話是：“老師，雖然我現在的成績不好，但是我會在未來繼續學習，上專科后也要專升本，要考研究生。”

　　長江水晝夜不停地奔涌，從這座小城出發的學生們，也即將奔赴屬于他們的未來。(宋欣然 攝影報道)

　　（文中受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