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破“五唯”后，評價標準怎么立
南開大學、青海民族大學的智慧教室。新華社發
南開大學、青海民族大學的智慧教室。新華社發
浙江農林大學學生在圖書館看書學習。陳勝偉攝/光明圖片
嘉賓
張家勇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上洪 寧波大學教育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海生 重慶文理學院期刊社編輯、《重慶高教研究》信息部主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提出要完善立德樹人體制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扭轉教育功利化傾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方案》印發一年來，全國各地各高校取得了哪些改革成效？面臨哪些阻礙？又該如何化解？針對這些問題，記者與三位專家展開對話。
1、破立并舉：教育評價改革在路上
記者：《方案》印發一年來，高校破“五唯”效果如何？有哪些教育評價改革舉措正在落地？
張家勇：一年來，黨對教育工作全面領導的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各級黨委和政府教育政績觀更加端正，教育功利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片面追求升學率的不良傾向開始扭轉，良好的教育生態正在形成。同時，各級各類學校評價標準更加健全，高校分類評價邁出堅實步伐。
張海生：眾多高校由開始的觀望到積極制定各種政策以落實教育評價改革目標，盡管前期有些迷茫、慌亂和無從下手，但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很多改革措施也已經落地實施或在路上。例如，很多高校已經不再簡單將論文發表與科研獎勵直接掛鉤，更加鼓勵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內科技期刊”投稿，鼓勵發表“業界公認的國際頂級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論文”和“在國內外頂級學術會議上進行報告的論文”，就是為了破除唯論文數量、唯影響因子等頑瘴痼疾，引導科研人員更加注重論文質量，發表扎根中國大地的高質量論文。
此外，各省市高校也對教師職稱評聘條件進行了調整，改變了以往只重視論文數量而輕論文質量、只重視科研成果而忽視教學等弊端，積極探索在教師職稱評聘和晉升中實施科研成果代表作制，科研成果不再是唯一條件，更加凸顯教師的教育教學實績和為社會服務的能力，因而評價的指標更加全面、多維和立體。
近期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破五唯”政策的實施并沒有對高校科研人員的論文投稿積極性產生多大影響，有明確影響的調研比例僅占11.70％，學科認可度和滿足學校年度考核依然是科研人員投稿時選擇目標期刊的主流因素。可見，破“五唯”使高校科研人員更加注重學術質量和學術共同體的認可。
林上洪：一年來，《方案》中明文規定的“嚴禁”“不得”事項大部分得到落實。如高校按論文數、項目數來計算績效工資的做法大都按下了停止鍵；此前在職稱評聘中設置國（境）外學習經歷限制條件的高校一般也做了制度修訂等。從“破”的角度來看，效果是明顯的，特別是對教育評價理念的普及很有好處。但是教育評價改革“破”易“立”難。一些按下停止鍵的“破”，在沒有后續監管政策的情況下，可能只是暫停鍵；一些被“破”的不良教育評價方式可能會改頭換面、變相再生；另外，高校聘期考核一般三年或四年為一個周期，在整體評價框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按文件要求進行的“破”屬于修補性質，是否能夠完全貫徹政策精神，有待進一步觀察。據媒體報道，黑龍江、湖南等地陸續出臺教育評價改革實施方案，可以預期，破“五唯”效果將在政策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
2、破易立難：高校評價改革任重道遠
記者：教育評價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長期工程，當前高校在教育評價改革中還面臨哪些難題和梗阻？
張家勇：教育評價體制機制改革任務艱巨，第三方評價發展遲緩，尚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教育評價市場，基本供求關系不是由市場決定，很難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促使理論、技術、資本、服務等評價要素的生成、發展與配置。同時，職業院校辦學質量評價進展緩慢，應用型本科、師范院校評價辦法有待細化，面向教育教學和一線教師的高質量教學研究類學術期刊尚未面世，精簡人才“帽子”工作面臨較大阻力，學分銀行制度仍處在創制階段等。
林上洪：就高校而言，存在的問題不少，如內外部評價生態差異問題，教育評價周期偏短、缺乏長效機制問題，教育評價中缺乏上下績效溝通的問題等。教育評價改革的目標是完善立德樹人體制機制，破“五唯”是治標，“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才是治本。
以高校外部評價影響學校內部教育評價導向為例，在高等教育績效評價活動中，各種排名不僅客觀存在并且蓬勃發展，如學科、專業、師資、獲獎、項目、論文、論文被引等諸多排名，對高校及其利益相關方產生廣泛影響。再如，教育評價中的亮點導向問題，突出表現為只重結果不重過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重視宏觀標志性成果不考察微觀基礎性細節；同時也表現為錦標賽思維，片面追求提高但不重視普及，重視成果包裝申報不重視成果培育。
張海生：破除“唯論文”，并不是不要論文。在破“五唯”后，據觀察，一些所謂學術大牛，不僅沒有減少發文數量，更有甚者，比以往的發文數量更多了，導致“學閥”林立，這對本就“僧多粥少”的學術期刊發表承載力無疑是“雪上加霜”，也間接擠壓了高校青年教師和青年學者的發展空間。當然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既有部分學術大牛的主觀意愿，也有期刊評價裹挾下的被動選擇——期刊為了獲得更多關注度、下載量、被引頻次和轉載率，為了博得學界關注和社會大眾眼球，不得不只在乎其“名”。
此外，在與青年學者的交談中也發現，雖然要破“五唯”，但還是要爭取多發表，通過不斷在學界“露臉”，以提升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和話語權。眾多青年學者，尤其是正面臨非升即走的青年學者，不得不將時間精力用于發表論文上，以應付周期評價考核。一位面臨考核的青年學者坦言，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下，論資排輩、關系網絡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學術質量本身。如果教育評價改革不能將這種不正之風，將關系、人情等因素排除在外，中國的學術發展就很難有真正的突破；如果教育評價改革不給青年學者更多發展空間，中國的學術發展就很難有持續性和發展后勁。
3、破舊立新：發揮政策協同效應
記者：應當如何推進《方案》的有效落實？
張海生：《方案》的有效落實必須輔之以各種政策之間的協同性和體系化，發揮政策整合的協同效應。為此，在推進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教育評價改革的復雜性特征，樹立系統性改革思維，通過政策的協同性和體系化設計，借由制度化的途徑來實現教育評價改革的真正落地。具體而言，就是要從對標國際標準、明確服務面向、現代科技賦能和系列創新實踐等方面協同推進。
記者：富有時代特征、彰顯中國特色、體現世界水平的教育評價體系如何構建？教育評價的科學性、專業性、客觀性如何提高？
張海生：對標國際標準，就是借鑒國際通行做法，主動與國際接軌，體現世界水平。比如對學者的學術評價，國際通行做法是實施代表作制，并通過國際匿名同行評議來確認學術質量和知識貢獻度。明確服務面向，就是以服務國家科技創新和技術攻關為主要動力，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且以社會效益為主的評價理念，以解決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為原動力。
張家勇：新時代教育評價體系建設，急需在教育督導、考試招生制度、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數據密集型評價新范式等重點領域持續發力。比如，在信息時代，有必要探索數據密集型評價新范式，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信息科技最新成果，構建全鏈條的教育質量監測評估數據平臺，開發數字化、智能化考試測量工具，強化教育評價的人文、責任和倫理意識，根據學校辦學增值非線性的特點，科學確定不同發展階段的增值系數，收集學習者認知和非認知數據，對數據進行清洗、挖掘和分析，全面準確掌握學生生活習慣、學校環境和學習狀況，真正形成科學、實證、真實、客觀、精準的評價，充分發揮評價結果的描述、判斷、建構、解釋功能。
林上洪：《方案》中提出“加強專業化建設”的保障措施，重點是“構建政府、學校、社會等多元參與的評價體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導部門統一負責的教育評估監測機制，發揮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作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績效評價第三方機構培育尚在起步階段，現存較有代表性的評價機構如武書連排名、邱均平排名、校友會排名等規模小、營利性，較少有公益性、有規模、有國際影響力的評估組織和機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引導行業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教育質量監測評估，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獨立性、專業性、權威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形成若干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教育質量監測評估組織與機構。培育績效評價機構應當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學會、教學指導委員會等專家智庫的基礎作用，依托專家團隊，構建政府、高校、社會多元參與的教育評價共同體，以價值目標引領高等教育績效評價活動。
（本報記者 柴如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