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畢業只有半年的時間了，張天一卻連一份簡歷都還沒投出。在身邊的同學四處奔波、“狂筆狂面”的時候，張天一正在各個高校進行著自己新書《90’s不為烏合不從眾》的簽售和分享會。這也是他新晉的身份——作家和自由演講人。

　　從藝人經紀人、保險推銷員、創業老板，到現在的作家、演講人，在校園的五年里，張天一來來回回折騰了不下十份職業，也因此在北大BBS上一夜走紅，被戲稱為“北大十業哥”。

　　毀譽參半的“十業哥”稱號，闡釋了他“不為烏合不從眾”的人生態度。他說，干了這么多事情，就是想要找到畢業生除了“出國考研找工作”之外的“第四條路”——創業。

　　創業是為了“精神自由”

　　張天一將自己新書的出版稱之為“第二次創業”。他的第一次創業卻沒這么有文化氣息——賣餃子。之所以會走上創業的道路，張天一給了個最現實的答案：因為錢。

　　“剛上大學那會兒，我還是一個愣頭兒青，整天老琢磨著思想獨立、精神自由這些事情。最后發現現實很讓人郁悶，思想上不敢和老師頂牛，怕被老師‘記恨’；精神上不敢和父母叫板，因為他們掌握著我的經濟命脈。”

　　大二上學期的一天，張天一忽然有了個想法，然后給家里打電話要錢，準備大干一場。“我媽聽我說完之后，罵了我句‘神經病’，就把電話給掛了。”張天一現在已經想不起，當時那個讓老媽罵出“神經病”的想法是什么了。但是這件事情卻給了他很大觸動。“馬克思是對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想精神和人格獨立，經濟必須得先獨立。想來想去，創業是賺錢的最有出息的做法。”

　　在此之后，張天一開始混跡于北京的各個投創圈和投資者沙龍，有時候排好幾個小時的隊，只是為了能跟投資大咖們搭個腔，抓住那幾分鐘的時間，跟對方闡述一下自己的創意。

　　“一開始我覺得只要有一個很牛的點子，一份漂亮的計劃，再加上一張會忽悠的嘴，拿到風投就不是夢想。后來發現自己實在是太幼稚了，所謂的好點子，同一時間想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這個圈子最不缺的就是點子，最重要的是執行力。”

　　大二的一次思想政治課上，張天一替同學去送課堂作業，耐著性子聽了大半節課。突然間，老師的一句話點醒了張天一。“現在肯德基、麥當勞這種標準化的西餐企業，在全球的影響力和市場非常巨大。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家全球有影響力的標準化的中餐企業。”

　　張天一靈光一現，覺得找到方向了。

　　學生會主席成了“餃子王”

　　在還沒有詳細的計劃之前，張天一就在同學當中放出消息，說自己要做快餐。“如果不是身邊的同學一直追著問‘什么時候到你的餐館吃飯’，我這個點子可能又要黃了。”

　　最開始，張天一的餐館定位是為學生提供蓋飯外賣服務。房子租好了，自己試吃了上百份蓋飯確定好了菜單，大廚也請好了，卻發現自己為了省錢租下的民居，排煙排油功能根本沒法支撐起外賣巨大的排油量。

　　“我一開始把這件事情想得特別簡單。送外賣嘛，一個人做飯，一個人送餐，兩個人就夠了。當時連需要找個接電話的人，都沒想到。”

　　遇挫的張天一，根據自己的場地限制，迅速調整了戰略，決定由油煙大的蓋飯改為送水餃，并取名為“天一碗”。為了研制出菜餡的最佳定量配方，張天一跟從老家請來的廚師，連續幾天都以餃子為食。“每天包了就吃，改進了再嘗，一天平均要吃三到五頓的餃子。吃到最后，真是吃不下去了。”店中的員工都比天一年齡大，因此，天一每天都穿得老氣橫秋，盡量讓自己看上去顯得老成，顯出“老板范兒”。

　　張天一至今還記得自己接到的第一筆大單。那是2009年的9月份，他利用自己在學生會工作時積累的人脈，爭取到了迎新點上的300多份外賣單。迎新前一天，張天一和大廚師傅忙活到了晚上十一二點鐘。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左右，“天一碗”的餃子開始陸陸續續地出現在了各個迎新攤位上。到了十二點，還有不少外賣沒有送到。張天一開始著急了，從迎新點跑回店里，親自當起了送餐員。一直到下午兩點多，300多份餐才全部送完。“當時把我給急得啊，人家是照顧我生意才把單交給了我，結果不但送得不及時，有的餃子送到的時候湯都灑了，只好四處跑著道歉。好在還有不少老師夸我們的餃子還挺好吃的。”

　　每接一筆大單，張天一都會緊張半天。“外賣是個拉回頭客的生意，第一次你送晚了，以后人家都不會吃你家的餃子了。”

　　張天一試圖做出承諾，“半小時內送到，超過三十分鐘免單”。為了兌現這個承諾，他親自跑去現場踩點，計算好每條路線花的時間。但是在具體的執行上，這樣一條“將時間最大化利用”的規定，卻讓員工不以為然。“他們不覺得29分鐘和31分鐘有什么區別，在他們眼里不過是2分鐘的不同。”后來，張天一在多次無效的溝通失敗后，慢慢意識到，像他這樣一個“作坊”似的企業，最忌擺譜，管理更多需要靠人情。想讓餐館的一切流程化、標準化的想法，只不過是學生受到的“教條主義”的僵化思維，在現實中難以行得通。

　　關閉了生意留下了經驗

　　如果說拿著自己的創意在投資沙龍上四處碰壁，還沒有挫傷到張天一的熱情。那“天一碗”則讓張天一每天都在體驗著什么叫做“在絕望中重生”。

　　最開始難倒張天一的是一張操作臺。在買操作臺之前，張天一一直以為淘寶是萬能的。結果操作臺繁雜的類型、多樣的材質，讓張天一在網上挑花了眼。最后決定跑去近郊的市場，看過實物之后再做決定。

　　“第一次去黃村的時候，開了大半天的車到了市場，才發現我們連臺面的尺寸都沒有量，等于是白白跑了一趟。”

　　開門營業的前半年里，“天一碗”處于持續的虧損狀態。每天剩下的菜用不完，扔了可惜。天一不得不放下“張老板”的身份，在菜市場上擺起了攤。現在提起那段擺攤經歷，張天一還是津津樂道。“每天都會遇到城管，中午一趟，晚上一趟，次數多了，我就總結出了經驗。我們擺攤的那條大街是個丁字路口，攤位一定不能擺在街口或街尾，要盡量往丁字路口交叉處湊，這樣城管來了跑得快。”張天一說，自己的擺攤經歷，讓他意識到城管其實才是弱勢群體，“他們怕小販怕得不得了，就算抓到了，一般說幾句也就算了。”

　　在虧損最嚴重的時候，張天一還曾硬著頭皮，大晚上跑到宿舍樓里，一戶戶地敲門送外賣。“送夜宵確實挺掉價的，厚著臉皮上門問人家吃不吃餃子。有一段時間，我一晚上送夜宵掙的錢，比一天送外賣賺的錢還要多，你可以想象店里當時是有多慘了。”

　　慢慢地，張天一發現，自己“作坊”所在的小區里，開始有大爺大媽從他這里買了水餃回家煮著吃，前天晚上凍在冰箱的餃子開始慢慢變得供不應求。張天一覺得是時候把“作坊”從地下轉到地上了。于是在2010年上半年和年底，分別在魏公村和五道口租下了“天一碗”的堂食店。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天的流水穩定在1萬元左右。

　　可是在本科畢業時，張天一卻選擇結束這樁生意。“把‘天一碗’繼續做下去，無非是開第三家第四家的問題，以后就得全身心投入當事業做，可是我還不確定這就是我未來的方向，我還想多讀書，再多沉淀沉淀自己。退一步說，以后哪天再開‘天一碗’，分分鐘都可以開起來，因為經驗學到了，這就夠了。”

　　實習記者 牛偉坤 文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