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0日，黑龍江省航道局紅旗09號清淤船在松花江佳木斯市防洪紀念塔上游200米處清淤，李臣、肖慶武、劉振起、吳建宇等4位船員在清理被堵塞的抽水泵時，從江中吸出的侵華日軍遺棄的芥子氣毒氣彈發生泄漏，4人躲閃不及，肖慶武不幸中毒身亡，其他三人被嚴重傷害。1996年12月9日，李臣、劉振起等聯合其他兩起遺棄化武受害者及家屬，在中日兩國律師幫助下，對日本政府提起索賠訴訟，這是中國受害者首次提起此類訴訟。2003年9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日本政府向原告13人作出總額約為1.9億日元的賠償，并指責日本政府在處理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問題上態度怠慢。然而，2007年3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卻駁回了中國受害者的訴訟請求。2009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中國受害者敗訴。
事實上，日本友華人士自發組成的日本律師團，早在1994年就開始了援助中國化武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索賠訴訟。他們在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等中國民間組織的支持、協助下，二十年矢志不渝，克服了重重困難。律師團是自發組織、自愿參與的，沒有辦公場所，沒有專職人員和經費，來中國取證時所有的機票、住宿費，邀請受害者赴日體檢、出庭等費用，都是自掏腰包，還要頂住右翼分子的恐嚇和騷擾。“最開始十幾個人，逐漸案子多了，不斷有律師加入”。南典男告訴記者：“現在律師團約有150人。”
這些年，日本律師團幫助中國受害者赴日提起數十起有關勞工、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化學戰等問題的訴訟案，在中日兩國和國際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每起訴訟都從東京地方法院開始，從正式受理到進入事實調查階段，要經過長達數年的法理依據辯論，地方法院作出裁決后交由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再到日本最高法院作終審判決。但到目前為止，所有中國化武受害者的訴訟無一例勝訴。如今僅有吉林敦化兩少年訴訟案仍在審理當中，據代理此案的菅本麻衣子律師透露，該案在東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均已敗訴，“希望終審有勝利結果”，但這很可能只是善良的愿望。按菅本麻衣子的說法，盡管這些案件證據確鑿，理由充分，但“因為是中國受害者索賠，日本法院不會判勝訴”。
堅定有力的中國伙伴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是一家致力于人權慈善活動的中國社會組織，十多年里一直與日本律師團、日本長崎縣等友華組織、友華城市保持友好交往和合作關系，開展了一系列中日民間交流活動，并積極推動維護二戰史實、捍衛中國受害者人權的各項行動。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負責人對《環球時報》介紹說，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該會與包括日本律師團在內的日本友華團體聯手開展了多項活動。先后資助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和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依法起訴侵犯其名譽權的日本右翼分子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和為他們出書的日本出版社。聲援曾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揭露日軍在華野蠻踐踏人權的暴行，并支持他上訴到國際法庭。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作了《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揭露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在歐美國家引起強烈反響，卻引起了日右翼分子的仇視，他們不斷用電話和信件恐嚇張純如，致使她精神崩潰，自殺身亡。2007年2月，基金會向收藏張純如遺稿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捐贈張純如塑像，昭示中國民間組織的正義立場。2010年，基金會與日本律師團合作成立西松信濃川和平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183名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的賠償事宜，經過長達數年的艱難尋找和仔細甄別，目前已找到并確認131位勞工遺屬的信息，已有101位勞工遺屬辦理了領取補償金的手續。2011年10月，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又承擔了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向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長期開展革命活動的長崎市贈送孫中山和梅屋莊吉夫婦塑像的任務，成為長崎縣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動的一大亮點，受到長崎縣民眾的高度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