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一戰結束百年紀念活動前后，法國總統馬克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建立歐洲軍隊”的問題大打口水仗。這場相互指責剛剛稍微平息，馬克龍18日訪問德國并在德國聯邦議院演講時，再次呼吁建立歐洲軍隊，說“歐洲必須變得更強大”。這被媒體解讀為再次向特朗普發出信號。

美歐在防務安全上的齟齬只是反映出當前二者矛盾的一面。特朗普執政后以“美國優先”為原則調整對外戰略，在貿易、安全、外交等各領域不同程度背離對歐政策傳統，不顧歐洲利益、不聽歐洲勸說甚至不屑與歐洲協調，對歐洲國家外交政策形成挑戰，對美歐關系造成巨大沖擊。

世界觀和權力觀分歧

美歐關系出現這一輪新變動，一大重要原因是雙方在世界觀及權力觀上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在對世界形勢的認知上，白宮2017年底出爐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挑明，美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趨于負面，認為大國競爭和地緣博弈全面回歸，世界正面臨愈發激烈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由此出發，美國對歐洲形勢的判斷亦無法樂觀，認為歐洲已經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場所，以美歐為主體的西方正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威脅。

歐洲的認知與美國截然不同。國際金融危機十年來，歐洲在經濟、政治、安全等各領域面臨嚴峻挑戰，21世紀初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逐漸讓位于務實主義。然而歐洲并未接受“新冷戰”的說法，仍保持“路線自信”，認為全球經濟增長、人口流動和科技進步是世界大勢，歐洲能通過內部改革和深度參與全球化，度過危機、再現繁榮。

美歐不僅對形勢看法截然不同，其自我認知及對如何運用實力的看法也迥然相異。美國對自身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上所具有的優勢仍充滿自信，認為美國當前的硬實力仍然是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歐洲則認為自己以軟實力見長，在國際舞臺和地區事務上能夠發揮規制性力量。在2016年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全球戰略》中，歐盟雖然表達了有意通過加強戰略自主以及反恐能力建設增強硬實力的雄心，但同時承認其實力仍主要在外交網絡、經濟方面，包括歐盟在國際貿易、投資和發展援助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等軟性因素。

實力性質的差異決定了美歐在實力的運用上分歧巨大。特朗普政府為贏得“全球性競爭”“全方位競爭”，企圖拋棄多邊主義，強調憑借自身優勢和體量，以更為強硬的方式向盟友和對手施壓，以硬實力追求美國利益。歐洲則與美國不同。首先，“道義力量”“規制性力量”是歐盟賦予自己的“身份認同”，同時成為一種自我約束。其次，歐洲主要實力在于經貿，“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和多邊主義最有利于維護歐洲利益，‘世界警察’和單打獨斗均不適宜當今世界。”

基于此，特朗普執政以來美歐矛盾已深入到國際秩序層面，跨大西洋同盟的共有框架和原則遭到撼動，美歐在戰略目標上不再一致。此輪美歐關系調整與伊拉克戰爭時期的最大不同是，當時歐洲是因為美國霸權過度擴張引發不適，這次歐洲則擔心美國將從戰后國際秩序和機制中全面后撤。特朗普不再認可美國對國際秩序的道德、政治、戰略承諾，破壞了美歐曾認同的“公序良俗”和戰略合作基礎。

歐洲對美國“雙重切割”

美國對歐政策的變化難以避免，而被動反應的歐洲則在政策上采取了一種權宜手段——“雙重切割”戰略，這一戰略也將進一步加速美歐的漂離趨勢。

第一重“切割”是指將美歐緊密的安全合作與其他領域的分歧切割。在安全領域，特朗普政府盡管對歐洲有諸多怨言，但實際上仍加強了對歐洲及周邊地區的投入，美歐安全紐帶有所增強。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已開始認真對待美國“責任分擔不均”的指責，預計到2024年，國防開支達到GDP的2%標準的北約成員國將從2017年的8個上升到15個。在有限軍事打擊敘利亞、“印太戰略”等議題上，英、法等歐洲大國也緊跟美國腳步。但在其他領域，如貿易、伊核協議、氣候變化等領域，歐洲已經不畏懼與美國對立甚至采取對抗措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在安全領域“戰略自主”的呼聲和歐洲防務基金、永久結構性合作的積極進展，也顯示在安全保障上歐洲已認識到自主、自立的必要性。

第二重“切割”是指將特朗普政府與美國政治生態切割。歐洲努力與特朗普以外的美國政治、民眾對話，形塑美國對歐政策，等待特朗普時代的結束。眾多歐洲學者呼吁“不能因為特朗普的政策而焚毀通往美國的大橋”，應積極接觸美國社會各界，向美國民眾傳遞信息，培養民間友好力量。這一考慮也體現在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訪美行程中。去年年初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訪美時，試圖加強同共和黨建制派的紐帶。今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美，在國會演講中含蓄批評“美國優先”，表達“切割”意圖。

目前來看，美歐關系正面臨同盟退化的趨勢，從此前安全、經濟、價值、國際秩序“四位一體”的同盟關系，退化到以安全為主要支撐的同盟關系。歐洲安全仍然依賴美國，但在其他領域美歐競合交織，交易性凸顯。作為西方國際秩序的主導力量，美歐關系的演進和發展不僅關乎雙方，也將對國際體系產生全局性和結構性影響。(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