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日軍占領海南島。資料記載，占領海南島的6年間，日軍設立慰安所70多個，有慰安婦數千人，她們大多病死、自盡、被殺，戰爭結束時，僅剩不到100人。王志鳳就是幸存者。
1941年，17歲的王志鳳是在回家路上被兩個日本兵抓走的，從此陷入地獄。受盡折磨后，還被拉去幫日軍挖戰壕。一天天熱，口渴的王志鳳向日本兵討水喝。沒想到這個士兵沖過來把她推到，瘋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脛骨，那是一塊僅有皮膚包裹的骨頭！由于得不到任何醫治，傷口很快感染、化膿、潰爛，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歲的王志鳳流著淚對段瑞秋說：“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打我？！”也許侵華老兵太田毅的回憶錄能回答這個問題：“想起做過的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類，而是魔鬼！”
其他戰爭受害者可以義正辭嚴，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視
余戈說：“我們關注戰爭中將士的浴血犧牲，但有一種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淪為日軍的性奴隸。”
她們一會兒說愿意接受采訪，一會兒又帶口信來說還是算了。這樣的反復，段瑞秋已經習以為常。今年86歲的駢大娘就猶豫過好幾次，怕自己的8個孩子不高興，就在采訪的那天早上還下不了決心，最后是小兒媳陪著來。她仍然不愿意有人去她家里采訪，“怕被鄰居看見問起”。
1942年秋天，才16歲的駢大娘被幾個突然沖到她家里的日本兵抓走，關了20多天。當時她的姑父在偽軍當差，找了很多人向日軍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幾個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復了4次。
當駢大娘向段瑞秋講這些時，邊講邊哭，漸漸渾身發抖，像哮喘一樣喘不上氣。段瑞秋急得緊緊抱住她：“不說了，不說了！”這場采訪最終沒有繼續下去。當段瑞秋把裝著慰問金的信封遞給駢大娘，她哭著使勁推開：“俺不要你的錢，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來就行了，裝了幾十年了。”
段瑞秋在書中寫道：“其他類型的戰爭受害者，比如親人死亡、自我傷殘、喪失財產，都可以昂首挺胸、義正辭嚴地控訴戰爭的罪惡，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氣吞聲、沉默寡言，得不到應有的同情和正視。”僅就《女殤》中采訪到的27位受害者，她們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閉塞的鄉村和城鎮僻靜的角落，生活困頓，永遠蒙受難以擺脫的羞恥，甚至是同胞和親人的鄙夷。
荔浦的瑤族姑娘韋紹蘭今年90歲，她年輕過，唇紅齒白，勤勞賢惠，日軍的到來終結了這一切。雖然她最終逃出了日軍據點，但從此村里的人厭惡地稱她為“日本兵沾過的女人”，而她竟然還生下了一個“日本仔”羅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