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廣泛汲取外來文明的營養，是華夏文明燦爛輝煌的重要原因。甘肅境內文化形態過渡性特征突出，大大豐富了華夏文明的表現形式。佛教石窟藝術源于印度，經過中亞進入我國新疆，再經過甘肅傳入內地。在新疆，石窟藝術中的健陀羅風格很明顯。但在甘肅，中原文化的因素明顯增多，西王公、東王母等形象進入石窟藝術之中。十六國時，眾多的西域高僧來到河西，涼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國佛經翻譯的中心。河西走廊的“涼州石窟”是中國最早見于史冊記載的石窟，對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建造產生了直接影響。在甘肅境內，佛教藝術的中原化進程初步完成。可以說，甘肅是佛教文化中原化的早期搖籃。考古證明，西亞是世界養羊業、養牛業的起源地。到了青銅時代，養羊業、養牛業傳到了東亞。商朝養羊業發達，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商代的器物。這一時期，以擅長牧羊而得名的“羌人”生活在甘肅等地，約4000年前的甘肅齊家文化層中出土的黃牛骨骼被認為是東亞養牛業發展的典型代表。可見，甘肅一帶是世界養羊、養牛業東傳過程中最為重要的過渡帶。在青銅制造業由西而東的傳播過程中，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和隴中地區的齊家文化是重要的一環。1975年，東鄉縣出土的距今約5000年前的青銅刀，被考古學界譽為“中華第一刀”。四壩文化、齊家文化中青銅器物帶有明顯的草原風格，再次反映了華夏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吸收和消化。

　　眾多重大考古發現成為推動華夏文明研究的強勁動力

　　考古學是研究華夏文明的重要途徑。在中國考古學從誕生至發展壯大的歷程中，甘肅境內的許多考古活動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些考古活動在科學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成為推動華夏文明研究的強勁動力。1900年，敦煌出土五萬多件十六國至宋代文書，敦煌學由此誕生。1920年，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在慶陽地區首次發現了中國有正式記錄的三塊舊石器，甘肅由此成為中國化石人類與舊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1923—1924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甘肅、青海等地的考古活動中，發現了馬家窯、半山、馬廠、辛店、沙井等文化遺址，甘肅彩陶由此被世界關注。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當時屬甘肅張掖）發現一萬多枚漢簡，簡牘學正式問世。1937—1945年，中國當時最重要的考古活動，都以甘肅為中心展開。正如向達在《西征小記》中描述：“形形色色之考察團，亦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于是河西一帶，游客絡繹不絕”。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察了甘肅、寧夏、青海三省。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了敦煌、武威、臨洮、蘭州等地。這是兩次比較成功的團隊考古活動，至于以個人名義來河西考察者，更是不計其數。1961年，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公布，在入選的14座“石窟寺”中，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就在甘肅。甘肅以石窟數量多、規模大、保存好、體系完整、藝術內涵豐富而有“中國石窟藝術之鄉”的美譽。1990—1992年，敦煌懸泉出土了2.3萬多枚漢簡。至此，甘肅出土漢簡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986年，天水市放馬灘秦漢墓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實物地圖，為我國乃至世界科技史、地圖學史增添了新的篇章。這些重大考古成果，不僅是中國考古學建立、發展及壯大的見證，也是中國考古學躋身世界的重要見證，更是華夏文明研究取得重大進步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