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默克爾就像一位歷史老師，以德國的歷史反省經驗，給日本人上了一課。”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這樣總結德國總理的日本之行。很多國際媒體想看看“安倍晉三的這堂‘歷史課’”能得多少分。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二戰前，處處學習德國的日本，并沒有在70年后學到德國人的勇氣。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一句“不應拿日德兩國做比較”，將日本反思侵略歷史的機遇之門再度重重地關上。然而，這句話卻引發了國際輿論將兩國進行比較的更大興趣。
“單純比較日德不合適”言論被狠批
《法蘭克福匯報》稱，2015年對日本和亞洲國家是重要的一年，因為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日本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改善與鄰國的關系，但在日本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部分人要求安倍停止修憲，與中韓等國在歷史問題上進行和解；另一部分人則要求安倍走修正主義路線。德意志廣播電臺12日還報道說，日本政客一直辯稱，德國沒有經歷兩次原子彈轟炸，這也意味著，日本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自己的二戰歷史。
“沒有集體記憶。”德意志廣播電臺12日以此為題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70年后，德國總理默克爾已表示，日本應該重點放在自己的過去上。然而，許多日本人卻看到的是自己作為一個犧牲品，卻淡忘了二戰在其他國家翻下的殘酷的戰爭罪行。
針對日本外相拒絕與德國做比較的言論以及日本高調扮演“受害者”的做法，德國柏林亞洲政治和歷史研究學者烏爾里希·舒貝克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德國也曾遭過盟軍發動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但德國并沒有因此拒絕徹底反省。
舒貝克認為，造成日本對二戰侵略史反省不徹底的原因很多。第一，由于美國戰后的對日政策和亞洲戰略，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被徹底清算，造成日本的歷史錯覺；第二，日本沒有珍視中韓等受害國的善意，相比之下，歐洲國家戰后對德國比較強硬，要求德國賠償，并簽訂各種協議；第三，從地理上看，日本是一個孤島，不像德國有那么多陸上鄰國，更需要合作；第四，日本政治極端化，特別是右翼當道，沒有一個統一的歷史共識。
舒貝克認為，德國和日本雖然有許多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在二戰中都是侵略國家，都是戰敗國。他表示：“二戰期間，德日兩國都給鄰國帶來巨大災難，學習德國是目前日本唯一可以讓中韓等受害國接受的途徑。日本應該抓住這個良機。”
針對日本一些政要的言論，韓聯社評論認為，雖然默克爾敦促日本反省過去的歷史，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仍然深陷歷史修正主義的泥淖無法自拔。兩國雖然同為二戰戰敗國，但在戰后對待歷史的態度卻截然相反。一個是深刻反省獲得戰爭受害國的寬恕，一個卻是自認為戰爭受害者，不斷肆意侮辱非議周邊受害國家和民眾。韓國《韓民族新聞》社論認為，一些日本政客所持有的“單純比較日德不合適”的態度和美國一些政客的縱容不無關系，比如，美國副國務卿舍曼竟然稱“歷史矛盾是中日韓三國的共同責任”，就引起韓中兩國的不滿。
談到日本外相回應默克爾時的狡辯，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就相同點來說，德國和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都是侵略性質，給其他國家和人民造成難以忘卻的傷害。如果說日本和德國不同，最大不同就在于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深刻反省自己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也沒有對戰爭遺留的問題進行更好處理。
日本認錯應效仿“德國模式”
“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后，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是繼續背著歷史包袱不放，還是與過去一刀兩斷，最終要由日本自己來選擇。”中國外長王毅3月8日在兩會記者會的這番忠告獲得世界輿論的支持。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臺記者貌似“尖銳”的問題，其實反倒讓日本露了怯。德國新聞電視臺10日的一個節目敦促日本對待歷史問題時要效仿“德國模式”，要有良知，“要對戰爭時期的罪行有足夠的內疚”，像德國一樣直面歷史，與歐洲各國達成和解。
網名為“客人”的俄羅斯網民在《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的相關報道后留言說，日本政府二戰結束后一直不承認自己的侵略歷史。特別是安倍執政后，企圖篡改歷史，拋棄和平憲法，繼續走軍國主義道路，這引起整個世界，特別是那些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警惕。
名為“亞歷山大”的網民表示：“俄羅斯政府也多次對日本政府否認二戰成果提出警告。俄中兩國在二戰歷史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中國外長也表達了俄羅斯民眾的意見。”今年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將北方領土問題與烏克蘭問題相提并論，稱兩者都是用實力改變現狀。對此，俄外交部發表聲明指責日本不愿接受歷史教訓：“不得不說，很遺憾，東京仍然不愿意汲取歷史教訓。在二戰勝利70周年的歷史記憶中絕不能允許這樣的倒退”。烏克蘭通訊社9日評論說，德國對待二戰歷史的立場與日本有著本質區別，因此，歷史問題影響到日本與亞洲國家的關系，造成日本的孤立。
倫敦大學東亞問題研究學者卡爾·菲德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歐洲過去對東亞地區的事務，特別是歷史問題不愿太多介入，但他認為中國外長的講話非常中肯，引起歐洲的關注。他建議日本當權者應效仿二戰后的德國政府，以更加坦誠的姿態來同中國人溝通。事實上，德國以真誠的懺悔不僅贏得鄰國的寬恕，也贏得更多的國際信任。在二戰結束后的半個世紀，德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和權威性不斷增加，這也與該國對歷史問題的表態有直接關系。他說，歐洲國家很少會回避自己在歷史上曾有過的侵略性，但日本似乎一直在嘗試否認這種侵略性，這種從政府到民間都不同程度存在的錯誤立場，將讓日本在國際社會很難找到知音。
遺憾的是，關于“良知”問題，日本媒體上右傾的聲音還是占了上風，有的還將默克爾的奉勸說成“陰謀論”。日本社會一些理性、有良知的聲音在安倍政府長期壓制下越來越微弱，相關報道與評論越來越難看到。別說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細菌戰這些敏感話題，就是談論要求日本繼承“村山談話”的言論也時常遭到攻擊。
菲德爾表示，他對日本右翼人士能否接受自己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在他看來，這不僅是歷史文化價值觀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日本右翼、尤其是在政界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內心明白只有堅持現有的態度，支持者才愿意繼續跟隨自己，而為了選票及其背后的巨大利益，一些政客不會在歷史問題上輕易做出更多的悔改姿態。菲德爾說，盡管日本利用各種游說組織試圖在國際社會上重新以部分日本人的視角書寫歷史，但這樣做很難贏得多數歷史學者的認可。
德國學者舒貝克說，日本政治家首先要有良知，可以借鑒德國當年的做法。比如在反思歷史問題時，德國認為“刑法上的罪責”由納粹負責，“道德上的罪責”則由國民負責。同時，德國積極與鄰國和解，建立涉及賠償等具體問題的委員會。他認為，作為當年的加害者，由于日本戰后沒有受到像德國一樣的懲罰，也沒有追究戰爭的責任者，才導致日本對歷史的反省不徹底。同時，這與美國戰后對日本的曖昧態度有一定關系，歐洲對亞洲這段苦難史的關注也不夠。
“誠心悔過也是為日本國民好”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尤銳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必須承認所犯下的歷史罪行，這不僅是為改善與中韓等國的關系，也是為日本民族自己好。尤銳說，一個民族如果忽視過去犯下的錯誤和罪行，就很可能在將來重復這些錯誤和罪行。現在，日本政府、教育部門以及主流媒體應采取更冷靜的態度看待歷史問題。
“兩個日本。”德國《經濟周刊》的相關評論也在找日本與德國的不同。文章說：一方面，歷史問題嚴重影響日本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島國，日本又不像一個百分之百的亞洲國家，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成為亞洲一個實力日益擴大的超級大國。二戰后，日本又迅速發展為世界上的一大經濟體，“這是日本值得尊敬的一面”。
日本九州大學的一名教授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客觀上給不少國家帶來好處。比如，日本一直通過ODA來援助發展中國家，積極打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此外，日本國民的良好禮儀和公德也在全球獲得稱贊，特別是日本國民在海外的良好表現，很大程度上也為日本加了分，沖淡了各國民眾對日本歷史認識的關注。但他強調，日本政府如果不能深刻反省歷史，無論如何打造形象、國民表現得如何優秀也無濟于事，“良好國際形象”只是空中樓閣，一旦觸及核心問題，虛偽的本質就會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