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同

　　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黑金”源源不斷涌入美國政壇。近日，英國《衛報》網站刊文揭露，在過去兩年里，通過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國億萬富翁、現年90歲的電子制造業巨頭巴里·塞德向共和黨人倫納德·利奧主持的一個保守派政治團體“聯邦黨人學會”捐贈了美國有史以來已知的最大一筆“黑金”，總金額高達16億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已成為美國少數寡頭的金錢游戲，最后競選的結果實際上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交易的產物。金錢政治深入影響美國整個選舉、立法和行政過程，系統性扭曲了美國的公共政策，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貧富差距。雖非政客直接收受賄賂，但這種資本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腐蝕，使兩黨與政府都難逃淪為富有階層保護傘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國制度性腐敗的真相。

　　“黑金”涌入美國選舉

　　據美媒報道，巴里·塞德曾是一個美國大型制造業企業的老板。2021年，他將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變賣后所得的巨額資金，以非常復雜的方式投入“聯邦黨人學會”。《紐約時報》稱，這筆總額高達16億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這筆巨款的“聯邦黨人學會”將在未來的選舉競爭和政治斗爭中掌握巨大的優勢。

　　這筆“黑金”不僅通過股票轉讓的方式成功避稅近4億美元，更擾亂了美國選舉與政治生態，暴露出美國制度性腐敗的冰山一角。

　　美國的政治權力來自資本，也服務于資本。政客表面上依賴民眾的支持，實際更依賴于財閥的捐助。在真正的初選之前，競選人就必須籌集到一定金額的競選資金，即所謂“金錢初選”。而富豪精英與利益集團則可以通過對政治尤其是對選舉的資金投入，將其經濟優勢轉化成政治權力，維護自身經濟利益，推廣個人政治偏好。

　　“這場政治獻金案的真正問題在于，如此巨額的資金以一種秘密方式影響選舉、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衛報》指出，公眾不應依賴媒體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應自如獲得的有關競選活動財務狀況的基本事實，而這些事實現在被隱藏在匿名、空殼公司和陰暗的政治團體背后。

　　“黑金”涌入美國選舉，無疑將對候選人的行為、政黨的行動和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總統的競選制度講究‘論功行賞’。總統上任之后，會根據政治捐助者的貢獻，提供政治上的回報，例如駐外外交官的身份、進入政府內部從事公職，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到執政過程之中等等。這實際上是一種公開的回報。”

　　這種“交換”，使得美國政治與“黑金集團”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本質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訴求。競選人所作出的承諾中，有許多是應‘黑金集團’的訴求，每一屆政府上臺之后，尤其是新任總統，所謂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燒給幕后‘金主’看的。這使得他們往往頒布一系列反對或者撤銷原總統相應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國政策的延續性受到了破壞。如此反復的政策傾向，不僅直接影響美國政策的施行，也讓美國民眾關注的急需改革的領域受到忽視。

　　金錢政治由來已久

　　“要贏得競選，需要兩個東西。第一個是金錢，第二個我就不記得了。”100多年前，競選專家馬克·漢納幫助威廉·麥金利兩次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在他談到成功經驗時，毫不避諱地道出了美國由來已久的“金錢政治”的秘密。

　　在美國大大小小的選舉中，競選人都需要通過“燒錢”來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廣告、雇工作人員、印制宣傳品、到各地舉辦競選活動，甚至是打擊競爭對手等等。為支撐巨大的競選支出，找到出資“金主”是競選人的頭等大事。

　　據統計，1860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花費10萬美元，使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而現在，美國總統競選費用正在成倍增長——2004年，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費達7億美元。2008年，這一數字快速增至10億美元，2012年則是20億美元。2016年，包括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在內的美國大選總共花費了66億美元。2020年，美無黨派機構響應性政治中心估測，美國大選花費近140億美元，達歷史新高。

　　此外，美國政客“入則為官，出則為商”的“旋轉門”機制，同樣體現了金錢政治對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蝕。拜登政府高昂的軍事預算就與國務卿布林肯、情報局局長海恩斯等決策成員的企業任職經歷密不可分。

　　“黑金”在嚴重腐蝕美國政治生態、損害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同時，還放大了本就十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族群矛盾。

　　槍支暴力問題已困擾美國多年。面對社會治安的嚴重惡化，美國政府在控槍問題上卻始終無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鏈”。作為反控槍利益集團中的“老大”，擁有超過500萬會員和大量資金的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影響力已深入滲透到美國選舉政治的各層級和各方面。諸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利益集團不斷游說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礙控槍相關立法，使得美國在控槍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進展。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弱勢群體擁槍意愿更加強烈，持不同意見的民眾對立情緒不斷上升，社會撕裂程度進一步加大。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評論與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表示，美國人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平之間呈正相關性，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制定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收入水平、財富等方面處于劣勢，相當于被剝奪了參政權利。”

　　種種限制形同虛設

　　從美國建國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個人在聯邦選舉中可以自主決定對候選人的捐獻額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選人可以不公開競選捐獻來源。雖然如此，變革也在緩慢發生。

　　為遏制金錢政治對民主的侵害，197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競選法》，對捐款、競選活動中的廣告費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許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企業或工會可以通過注冊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籌集競選資金，向聯邦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隨后一系列非法捐獻和權錢交易丑聞浮出水面，“金主”通過捐資過度影響和操縱選舉的問題引發公眾不滿。為遏制“金錢政治”對民主的侵蝕，1974年，美國國會對《聯邦競選法》進行了修正，進一步限制競選支出和政治捐獻。該法規定，在選舉中，個人和組織對每位候選人的捐獻不得超出1000美元，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總捐獻不得超出5000美元；個人每年向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獻不得超出25000美元。

　　此后，美國又出臺了《兩黨競選改革法》，但種種限制卻形同虛設，各種來源不透明、用途不公開、額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亂象叢生。而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更是推翻了《兩黨競選改革法》限制企業或工會有關獨立支出和競選宣傳的條款，使得美國進入“新獻金時代”。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不公開信息的非營利組織成為資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過去十余年，數百萬美元甚至數千萬美元的捐款逐漸變得司空見慣。

　　“這個裁決直接導致大批‘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非營利性政治組織出現。”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裁決實際上是從法律上為這些企業和社會組織“開綠燈”，相關利益集團可以通過貢獻“黑金”對選舉施加更多隱秘的影響。

　　巴里·塞德本次16億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時代的“里程碑”，不僅將政治獻金的數額提升到一個空前高度，還意味著超級富豪與利益集團將更多“借道”非營利組織，通過貢獻“黑金”對選舉施加更多隱秘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