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審計廳日前完成的對云南4個州市車輛超限治理工作專項審計調查顯示，超限治理經費大部分用于人員支出，占總支出的52%；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僅占總支出的16%，公路養護資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國青年報》7月22日)

　　在很多地方，“治超”等于“制鈔”。交通運政等執法部門在公眾眼中，就是一個專收“買路財”的機構。盡管媒體隔三茬五曝光，上級部門三番五次整頓，治超亂象依舊，簡直成了一只打不死的“小強”，原因何在？云南省審計廳公布的上述數據或許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治超罰款本身并沒有“原罪”，在美國，超載行為在受到刑事訴訟前，也會被處以罰金。在國內的相關制度設計中，罰款既可震懾司機，也可彌補道路維修資金的不足。但從云南的審計結果看，其良好初衷似乎并未達到。

　　一方面，審計報告認為四市“車輛嚴重超限超載態勢基本得到遏制”，難免有玩文字游戲之嫌。4個地市2012年共收繳公路超限賠補償和罰沒款39130.08萬元，平均下來一個地市近1億元。沒有大規模的超載，如此多的賠補償和罰沒款從何而來？另一方面，4地市收繳的公路超限賠補償和罰沒款，52%用于人員支出和機構運轉，而用于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支出僅占總支出的16%，滿打滿算一地市用于公路養護的資金只有1000多萬元，這點錢用來維護龐大的公路網，無異杯水車薪。

　　這些年，各地的治超亂象被曝光后，相關部門無不表態“高度重視”“徹底整改”，但落到地上不過是處分幾個當事人，風頭一過又是“鈔聲依舊”。去年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市境內，一名貨車司機被當地運政和路政執法人員攔下，由于執法人員堅持罰款，女車主當場服農藥自殺。交通部隨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為期3個月的交通運輸行業公路執法專項整改活動，檢查結束后，多路央視記者再次對山東滕州等地的公路交通執法進行了調查，發現亂罰款、只罰款不卸載等現象依然存在。

　　要有效治理治超亂象，還得把視線更多地從“盯事”向“盯人”轉變。按照《公路法》等法律規定，治超罰沒收入只能用于道路和超限站設施維護。然而，昆明等4個地市收來的超限賠補償和罰沒款，其支出部分超過一半用在人頭上，這幾個地方的治超人員究竟有多少？何以“吃掉”一半的支出？盡管目前尚未披露原因，但云南省審計廳認為“公路管理體制不順暢，機構設置重復”，或許已經說明問題。

　　在很多地方，治超機構人浮于事，為養人而不得不“放水養魚”“彈性執法”，這些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就在發生“車主不堪罰款服毒自殺”事件的永城市，路政執法人員編制數量本已達到110人，而實際上他們還聘用了大量編外人員。知情人披露，當地路政大隊的人數至少是編制數的兩倍多。不在編制內的人員，就要靠罰款來供養，即罰100元，返給執法人員70元。

　　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燕繼榮教授所言：罰款按目的區分大致為三種，即以罰代管、罰款經濟和以罰養人，而設置崗位專門罰款供養執法人員，是最惡劣的情形。面對云南省審計廳發現的治超費用亂局，到底該如何找到突破口？筆者以為，徹底清查基層執法部門人員的惡意超編行為，并對外公布舉報渠道，接受民眾和媒體監督，或許可以作為破題之策。(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