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過去6年，當年被免職的3名石家莊市領導——時任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如今已悉數復出。媒體梳理2008年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發現40名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中半數均已復出，起復相隔時間多則一年以上，短則半年左右。

　　官員因突發事件或其他公共輿論事件被免職，一段時間后復出任職，很容易被認為當初免職只是為應付輿論，官員只是避一下風頭，所以能很快東山再起，好官照當不誤。人們對免職官員頻頻復出很有意見，一方面是出于樸素的義憤，認為有關方面一會兒將官員免職，一會兒安排他復出，全無懲戒處理的意味，簡直形同兒戲，也是侮辱公眾的記憶力和智商。另一方面，不少人對有關官員免職的制度和規定不甚了解，以為免職是對官員多么嚴重的處理，以為官員被免職后復出是一件天大的難事，于是每次讀到免職官員復出的新聞，就氣不打一處來。

　　官員被免職與免職官員的復出，實際上既簡單又不那么簡單。突發事件或其他公共輿論事件發生后，有關方面迅速對某些個官員作出免職處理，的確有回應公眾吁請、緩解輿論壓力的考慮，這一點毋庸諱言。正因為將免職官員首先是為了應付輿論，而不是為了對違規違紀或怠惰失職的官員進行懲戒，有關方面才會充分發揮“免職”這一特殊處理措施的特殊作用，為事后官員復出埋下伏筆。

　　這里面的玄機在于，《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簡稱《問責規定》)2009年7月正式實施之前，免職既不是對官員的一種處分形式，也不是對官員的一種問責形式(此前的問責形式主要有責令公開道歉、引咎辭職、責令辭職)。有關方面為應付輿論將某官員免職，讓人誤以為該官員受到了“嚴厲處分”，不久該官員復出任職引發輿論質疑，有關方面則可以辯稱，當初對該官員免職并不是問責或處分，而是正常的工作調整，其“復出”不受級別和時間的限制。如此“賴賬”雖然會引發公眾更大的質疑，但畢竟官員已經復出，生米煮成了熟飯，你能奈他何？

　　2009年7月《問責規定》正式實施，免職與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并列，組成對黨政官員問責的制度體系。規定明確，官員受到問責后，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其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官員，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這樣，突發事件或其他公共輿論事件發生后，如果對官員作出免職處理，就是一種明確的問責措施，事后，有關方面再也不能“耍賴”說這是正常工作調整。然而，官員以被免職的形式受到問責處理，其代價不過就是取消評優評先進、一年內不得擔任原級職務，一年后仍可堂而皇之復出任職，誰能奈他何？

　　無論是有關方面玩“以免職代替處分”的把戲，還是讓官員先免職再“依法復出”，都會給人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印象，讓人感覺是對官員的百般袒護與優待，勢必有損干部管理制度的嚴肅性，有損政府的權威性與公信力。當前，加大反腐敗力度、嚴厲整飭吏治已成為完善國家治理的重大主題，亟須全面整合《問責規定》、《黨紀處分條例》、《公務員法》等黨紀國法條規，盡量少用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軟性問責”形式，更多地采用記過、降級、撤職乃至開除公職等處分手段，切實抬高官員復出任職的門檻，強化官員責任追究制度的教育懲戒作用。（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