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數字經濟要有不斷改革的緊迫感

　　近日，歐美國家以及部分全球科技頭部企業對俄羅斯實施科技制裁，讓俄烏沖突事件再次升溫。因為科技制裁不僅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挑戰，對于其社會生產、居民生活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此可見，科技已經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重要戰場。

　　在中美兩國關系仍處于歷史低谷的背景下，中國該如何推進科技創新，尤其是在基礎科學研究和關鍵技術方面如何加強科研力量？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我們又該如何發展數字經濟？為此，新京報新京智庫近日組織了主題為“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科技自主創新如何‘破局’”的線上研討會。

　　“要有改革的緊迫感”

　　在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俄羅斯進行全面制裁，是大國博弈中的一個現實場景。大國博弈會出現什么樣的沖突，不是取決于某一個國家，而是取決于參與博弈的各個國家的目標、路徑和方式。美國對俄羅斯進行的制裁，可以說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全方位的制裁。這種制裁，不僅對俄羅斯，對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都將會是巨大的。

　　“這對我們來說毫無疑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也是具有警示意義的案例”，劉尚希解釋，之所以說具有警示意義，就是需要反思，這種事情未來有沒有可能發生在中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我們應當認真反思這次美國科技巨頭對俄羅斯的制裁，尤其是網絡戰范疇的制裁。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不確定因素很大，中國同樣面臨單邊主義、霸凌主義的長期挑戰。

　　據悉，互聯網域名及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和歐洲互聯網注冊網絡協調中心（RIPE NCC）目前已拒絕烏克蘭方面關于中止對俄羅斯國家頂級域名的服務，以及撤銷已分配給俄羅斯的IP地址的請求。

　　倪光南認為，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在制裁發展過程中，互聯網被定向的“斷服”,被短時間（或隨機）“斷網”的風險。與俄羅斯相比，我國在互聯網應用方面的水平雖然高一些，但并不意味著我國抵御這類網絡攻擊的能力就比俄羅斯強。因此，我國在網絡建設中應該更注重從底層技術架構上考慮未來可能潛在的風險以及應對措施，包括如何應對被“武器化”的域名系統，以及應對IP地址的授權運營和服務等。

　　工信部網絡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新社認為，在當前的世界環境下，如何讓中國更好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敲門磚”。俄烏沖突則提醒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首先要做到自主創新，然后要進一步融入到國際大環境中進行創新、發展。因此，我們要真正把國際國內雙循環有機、有效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未來我國應對數字化可能出現的新問題，面對發達國家的遏制，才能掌握主動權。

　　劉尚希亦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科技的自立自強，如何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這就需要有一個好的體制機制，激發科研人員的創造性。但目前我們國家的事業單位體制讓產學研融合不是很順暢，所以需要進行體制上的改革。“要有改革的緊迫感，尤其是科技體制改革的緊迫感”。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在于數字經濟

　　倪光南表示，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很快，顯示出一定的先發優勢，不過應該意識到，這種優勢不一定能長期保持下去。有數據表明，我國數字經濟的增速已經放緩。現在看來，我們國家容易被人“卡脖子”的主要是在數字技術基礎方面，例如芯片、基礎軟件等。

　　劉尚希亦認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確實出現了明顯的增速減緩跡象。為什么呢？影響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對數字經濟的認識要從傳統的工業化邏輯中走出來，如果我們還是依照工業化理念對數字經濟進行監管，就可能落入傳統工業化的陷阱當中。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解釋，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的本質不同在于，工業經濟由于受勞動力、屬地化的工廠生產等因素限制，形成了不同地區的市場分割，而數字經濟不受這些因素影響，因此必然是全球競爭的。數字經濟是依托于一個無國界，甚至跨國界的虛擬空間，這是數字經濟全球競爭的物理基礎。

　　“作為數字經濟關鍵生產要素的數據，也是通用資源”，許可介紹，數據可以為個人，為企業服務，也可以為國家服務。數據的重復利用就是數據資源的最根本特征，所以數據是通用資源。這使得互聯網競爭從一開始就處于全球競爭態勢，并且是代際競爭。在這樣的競爭態勢之下，如果有一方失勢了，結果就是毀滅性的。

　　許可表示，數字經濟的另一個特點，不像工業經濟通過一點點的改進，壓縮成本，提升效率實現累進式的創新，而是顛覆性的創新。比如，取代柯達相機的并不是更好的相機，而是手機。

　　劉尚希表示，如今，我國GDP增速雖然下降了，但并不是說數字經濟增速也要跟著下降。恰恰相反，數字革命推動了數字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是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也是在數字經濟領域。所以，“我國數字經濟增速不但不能降，反而應該是越來越快，或者至少保持原有增速相當長一段時間。”

　　在這一輪的數字革命中，如果中國再次落后于美國，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將面臨巨大挑戰。因此，數字經濟不只是新經濟的問題，而是涉及中華民族的未來，涉及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能否順利實現。所以，“對數字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現象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劉尚希說。

　　發展數字經濟需做好基礎制度安排

　　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如此重要的數字經濟，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當下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呢？

　　發展數字經濟有賴于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建議，我們得想辦法加大新基建的投入，通過加大對新基建的投入，更好地解決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問題，把技術基礎打牢。這就要求政府下一步在基礎公共設施方面要盡可能地擴大開放，允許更多企業或市場主體加入進來。同時我們也要把這些最基礎的服務做好。比如，相應的數據開發和利用，數據資源的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

　　劉尚希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做好適度的規劃，但又不能像其他實體經濟或者說傳統工業的基礎設施一樣做好長期規劃，因為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技術路線、算法等無法提前判斷，政府在這方面的專業人才也不夠。

　　同時，在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我們要打破傳統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建設理念——主要公共產品由政府投入，政府建；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只需要政府做好適度規劃，適當引領，幫助市場解決存在的問題，持續完善相關的體制機制即可。政府要真正做好服務市場的工作，而不是大規劃、大投入，“政府不能沖在最前面了，這個政府干不了”，劉尚希說。

　　除了政府努力，劉尚希表示，發展數字經濟也需要資本市場的跟進，數字技術的發展與創新離不開資本市場。沒有資本的跟進，就沒有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更新，也就不可能有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具有公共性的特點，像數據平臺、數據庫，這里面的數字基礎設施需要社會資本更多的參與、民營企業參與。

　　對企業而言，許可表示，企業要創新就意味著有風險，而風險來自于不確定性。現在市場上出現了投資不足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對市場的可預期性降低了和不確定性增強了。因此，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基建需要創造穩定的、可預期的制度，給企業創新劃定一個穩定的市場空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除了建設有形的基礎設施，還要完善制訂無形的基礎性制度。

　　此外，張占斌建議，要加強數字經濟方面的相關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力度。特別是加強對關鍵核心技術原始創新的成果保護，包括5G 通信技術。這些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做好了，才有助于鼓勵科技工作者更好地搞科技創新，更好地彌補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

　　文/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