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恐怖片《隱形人》上映。影片的驚悚之處在于，女主角要對抗的惡行，明明證據確鑿存在，卻又隱匿于看不見的空氣。對遭遇網絡騷擾和威脅的受害者來說，想要拿起反擊的武器，并不比電影女主角奮力求生來得容易。

　　根據澎湃新聞報道，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賀佟(化名)持續被陌生男子騷擾，對方拿鍵盤充當齷齪行為的“擋箭牌”，頻繁發送色情圖、淫穢文字。直至女方收集信息記錄、報警求助，對方才受到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決定。與賀佟有著類似經歷的胡荔(化名)，將反擊騷擾者的心路歷程分享到社交網絡，希望鼓勵更多女孩不要逃避，要對抗。

　　然而，有時候，直面騷擾的勇敢者，并未獲得多少肯定，反倒等來“受害者有罪論”的當頭一棒。對于她們被騷擾的經歷，一些人找出的“病因”竟然是“你在網上高調，活該被騷擾”。他們給出的“藥方”也只有忍氣吞聲、銷號隱匿。不少人端著“過來人”的姿態，戴著“苦口婆心”的面具，指責受害者是因為過度曝光個人生活才被騷擾。

　　回溯互聯網誕生的意義，難道不正是沖破壁壘、拆掉圍墻，讓更多人的心聲找到傾訴的地方？知乎上曾有人提問，為何年輕人喜歡通過社交網絡分享生活？一個高贊的回答是因為孤獨。面對碎片化的生活，社交網絡就像黏合劑，借助一張張美照、一次次打卡，記錄下日常的喜樂悲傷。

　　當分享有了傾聽、發布有了點贊，心靈也能建立起被認同、被關注的正反饋。從這個角度看，所謂“高調”，不過是填充精神世界的需要。把正常分享曲解為不正常的“高調”，將受害者的遭遇歸因于本人存在“問題”，這種扭曲的因果論，根本站不住腳。

　　加諸受害者的指責，其實應當落在騷擾者身上。一味討論如何自保，要求被騷擾者為自身筑牢防護墻，甚至消除網絡“痕跡”，以防被加害者選中，這種“權宜之計”也是對公眾正當權利的無形侵蝕。長此以往，公共空間將會日漸蒼白、失去活力，這也絕非解決問題的正道。

　　撕掉卑鄙者的通行證，通過制度化的約束，將隱匿的罪行暴露在陽光中，才能徹底打掉騷擾者的藏身之處。

　　對騷擾者的責任認定，向來是司法實踐領域的難題。對被騷擾者來說，恐懼、不安、困擾和屈辱的心理狀態很常見，當事人往往陷入崩潰無助的境遇，甚至造成終身打不開的心結。可精神損害難以舉證，也是造成受害者維權困難的重要原因。

　　不過，隨著民法典對人格權獨立成編，首次界定“隱私權”，類似騷擾行為會受到更有力的制裁。法律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都將受到法律制裁。現實中，相關司法判例也陸續落地。希望更多人能夠拿起法律武器，捍衛個人尊嚴，讓騷擾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其實，很多騷擾者都是虛張聲勢，只因為受害者選擇“匿了匿了”，而非保留證據，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才會變本加厲。從女孩胡荔的遭遇來看，面對持續騷擾，她選擇公開對方社交賬號和對話截圖，將其“從暗處揪出來”。效果立竿見影，對方很快注銷賬號。

　　對各大社交平臺而言，這一經歷也極具啟示意義。與司法救濟的時間成本相比，平臺管好“自留地”的救濟顯然更高效。敷衍應對是對惡最大的縱容，嚴肅處理每一起網絡騷擾威脅事件，才能當好用戶最堅實的后盾。

　　白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