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江蘇南京，汪琦在接受采訪。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汪琦

　　1931年9月出生，1949年2月入伍，1950年在四川入黨。隨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進軍大西南，是首批進藏女兵之一。現為江蘇大學離休干部、江蘇省軍區南京第十六離職干部休養所離休干部彭光遺屬。

　　直到離開很多年后，汪琦還會時常想起在西藏的歲月。

　　1951年初，汪琦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的一名女戰士，隨部隊徒步進入西藏，是首批1100余名進藏女兵之一。

　　那時，她剛剛參軍。全軍上下聯絡只能通過無線電臺，用密電碼進行溝通，她就是那個“翻譯”的角色。白天隨部隊穿行在雪山、冰河和風雪中，夜晚還要加緊翻譯中央臺的密電，她常常點著小煤油燈熬夜工作。天亮了，整張臉上落滿了煤油的黑灰，眼睛也熬成了近視。

　　那段歲月無疑是艱苦的。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天氣里，沒有燃料，沒有取暖設備，他們拿羊毛填進衣服內層，有時上面還沾著羊糞。多數時候，把麥子、大豆、花生等作物加工成代食粉用水燙成糊，就是每天兩餐的主食。高原上水的沸點低，食物燙不熟，很難消化。包括汪琦在內，很多人都落下了腸胃病。

　　駐守西藏十余年后，1965年，為了照顧孩子，她不得不離開西藏，回到內地工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她先后資助了十多名貧困藏族學生，直到他們畢業，回到西藏工作。

　　汪琦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到西藏，在那里付出青春，揮灑熱血和汗水。我對那個地方很有感情，它過去是那么貧窮落后，現在變得那樣好，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第二次長征”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徒步進藏的半年，被劉伯承元帥稱為“第二次長征”。而對汪琦來說，那是她人生中“最好的日子”。“在路上的磨煉，讓我受益終身，是我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憶及此，汪琦神色堅定，充滿懷念。

　　她回憶，從四川甘孜到拉薩，四五千米以上的雪山就有16座。翻山之前，她都要把文件、皮包緊緊扎在腰間皮帶內。

　　在山腳下時，一條小溪擋住了去路。前面部隊新架的獨木橋上已結了一層薄冰。她小心翼翼地挪步過橋。剛到橋中間，腳底打滑，身子一歪，跌進了冰冷的水里，幸好后面的戰友趕上，把她拽了起來。

　　“好不容易到達山頂，云霧彌漫，狂風夾著飛雪一起向我打來。頓時胸悶氣喘，呼吸特別困難，兩腿僵硬得不聽使喚，并發出咔咔的響聲，原來濕褲子已結了冰。刺骨的涼氣直逼全身，上下牙直打架，腿和腳已失去知覺，像木棒似的機械挪動。行走的步子越來越慢，已遠遠地落在隊伍的后面，心中十分焦急，拼出全身力氣向前追趕。”汪琦在回憶錄里寫道。而翻過山頭，換了衣褲，她的第一反應，是檢查皮包里油布包裹的機要文件。所幸，文件完好無損。

　　遙遠的路途中，女兵有更多生理上的不便。和汪琦一同進藏的女兵，有1100多人。但對于一名戰士來說，一切困難都是前進路上的“小插曲”。

　　軍直機關先行抵達拉薩的那天，張國華司令員、譚冠三政委率領全軍指戰員，通過汪琦等機要人員手中的密碼電報向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南軍區首長報告：進藏部隊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喜馬拉雅山。汪琦和戰友們激動不已，“已經熱淚盈眶。”

　　永遠的“第二故鄉”

　　1952年，汪琦和一同進藏的戰友彭光相愛結婚。次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取名“西原”。

　　懷孕生子期間，汪琦的膽結石反復發作，再加上缺氧、營養不良，兩條腿也浮腫起來。1954年6月，她和戰友一起送孩子回內地。汪琦自己拿木板釘了個箱子，頂上用紗布蒙起來，下面鋪著小被褥，讓當時不滿十個月的兒子睡在里面。

　　當時，川藏公路正在施工，剛剛修通到昌都，而從拉薩到昌都，還有上千公里的路程，要爬山、過河、露宿，徒步行走。

　　走到一條大河邊時，意外發生了。汪琦形容當時的河面，“巨石林立，河水咆哮，如萬馬奔騰，激流撞擊著巨石，白浪沖天，發出震耳的吼聲。”

　　河上架設著一座新橋，她和兩名男戰士牽著滿載母子倆生活用品的馬，走到橋中間，馬的左后腿突然插進了橋縫，怎么也拔不出來。其中一名男戰士找來一根木棍，想把橋縫撬開一些，但一撬，木橋突然斷裂，三個人和馬都落進了湍急的河中。汪琦恍惚中使勁抓住一名男戰士的衣服，兩人在河水中不知道翻滾了多久，被巨石擋住，才沒被水沖走。

　　第二天，隊伍在下游二三里處找到了已經淹死的戰馬尸首。“而那位年輕的男戰士，我們找了兩天，也沒有找到，估計已經犧牲了。”

　　每當回憶起這件事，汪琦總是感到沉痛。“他是為了我才犧牲的，我卻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16年后，大兒子西原初中畢業，也來到西藏邊防做機要工作，服役六年退伍。對于他們一家來說，西藏成為了永留心底的“第二故鄉”。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一切”

　　汪琦總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我的一切。”

　　她是在日軍的陰影下度過的童年。八歲的一天，一隊日本兵闖進了汪琦的家，要錢要物不成，打傷了她的祖父，不久祖父病逝。

　　年幼的汪琦經歷了人生第一場“巨震”，“國家的災難，民族的危亡，帶來了家庭的苦難和童年的痛苦。精神上當亡國奴的屈辱，生活上的艱難使我從小立下志向，長大后要自強救國。”

　　之后，汪琦輾轉了幾所學校，在戰亂年代堅持讀書。1948年，家鄉開封解放后，汪琦也從師范學校畢業，接著參軍入伍，被編入第十八軍，往大西南前進。

　　她記得，他們途經南昌、長沙到成都，準備圍剿國民黨最后的殘余部隊。剛到長沙，毛主席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如今，年過九旬的汪琦回想起這段歲月時，仍然神情激動，聲調像唱歌一樣高高揚起，眼里有光芒閃爍。一位革命女性波瀾壯闊的一生，由此而始。

　　2021年，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汪琦拿出自己多年來攢下的三十萬元積蓄，鄭重向省軍區黨委及干休所黨委遞交繳納特殊黨費申請書。“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我的一切。我堅定對黨的信仰和革命理想不動搖，不忘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入黨誓言，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我個人的一切。我堅定對黨的信仰和革命理想不動搖，不忘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入黨誓言，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汪琦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徐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