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后，商洛財政十分困難，干部職工工資經常不能按時發放，個別縣甚至因此出現過極端事件，引起國務院領導關注，并做了批示。省上個別領導對此也有誤解和看法，派出調查組到商洛調查。基層同志請示永年書記如何處理，他說：“要說實話，反映實情，不怕亮丑。”同時，他頂住來自各方面壓力，在不同場合向省上有關領導反映真實情況，并親自到省財政廳爭取支持，一個廳長一個廳長的找。到了中午下班時間，就在樓道里吃著自帶的干糧，倒在長條椅上睡著了。這些情況感動了上級領導，省上在財政扭補資金和專項補貼資金上給予商洛極大傾斜，緩解了商洛干部職工發不出工資的窘迫局面，穩定了人心，調動了干部職工的積極性。
　　1991年，由于上一年商洛計劃生育工作在全省處于后進位次，永年書記主持召開全區計劃生育工作緊急電話會議，要求老大難工作老大抓，帶頭立下軍令狀：全區完不成人口計劃，扣罰我全年獎金和10%的工資。并在《商洛報》頭版頭條公開刊登。這一年全區人口增長率下降5.85個千分點，一舉扭轉了計生工作落后的局面。
　　永年書記常講，當領導就要敢抓敢管敢負責，如果耍滑頭，遇事推諉，那什么事也干不成。這些話是永年書記性格的真實反映，也體現了一個黨員領導干部無私無畏的精神境界。
　　(三)
　　在我的記憶里，永年書記的大愛情懷，集中表現在他體恤群眾、親民愛民的實際行動中。1988年，柞水九間房遭遇了特大洪災。當時我在柞水擔任縣委副書記。臘月二十幾了，他仍放心不下這里的災民，冒著零下十幾度的嚴寒直奔九間房鄉，接連走訪了28戶人家，圍著煙熏火燎的疙瘩柴，和災民促膝談心，噓寒問暖。在了解到受災群眾的困難后，決定每個受災群眾供應20斤面粉，每戶供應14斤黃豆，1斤大肉，從商州拉兩車蔬菜，300丈花布和油鹽醬醋、花炮、對聯送到每家每戶，讓他們過一個快樂祥和的春節。同時，他還把自己確定的高寒地區、災區、特困戶過年的最低標準編成順口溜，“臘月三十有大肉，正月初一吃餃子，家家蒸白饃，戶戶做豆腐，小孩穿新衣，村村敲鑼打鼓迎新春。”對此，侯宗賓省長連連稱贊道：“好，既形象，又具體，還實在。”這一做法，國家民政部在做好群眾生活安排的通知中向全國作了推廣。
　　1990年冬天，他冒著嚴寒來商南視察，深入到湘河、趙川邊遠山區一呆就是五六天，吃在農民家，住在農民家。每到一個地方，總要到群眾家里看一看糧柜，摸一摸面缸，揭一揭鍋蓋，捏一捏棉被，然后坐在群眾的炕頭與他們拉家常，說農事，講政策。
　　1991年初秋，商州東岳廟鄉殘疾人任家珍給他寫了一封求助信，收到信后，他立即批示有關部門盡快調查處理。但心里總不踏實，中秋節前一天帶著100元錢和禮品去了任家珍家，了解到問題解決了，他高興地說：“任家珍的問題解決了，今晚我能睡個安穩覺了。”
　　最令人感動的是1993年春節前，永年書記到東岳廟鄉訪貧問苦，遇到一個70多歲的殘疾人，當得知老人兒子有病，媳婦出走，生活無著落時，他熱淚長流，愧疚地對她說：“老人家，我這個書記失職啊！你老人家這么大困難，我們沒有及時幫助，叫你受苦了……”隨即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錢給了老人，還叮嚀鄉政府要重點照顧。還有一次，他去看望一戶貧困戶，發現對方衣著單薄，當即把自己身上的黃大衣脫下來遞過去，隨行人員擔心他著涼，他說：“我們是人，老百姓也是人。寧愿自己挨點凍，也不能讓老百姓吃苦。只有先把人民當父母，才能當好‘父母官’。”
　　諸如此類的事例不勝枚舉，在當時教育和激勵商洛各級干部形成了關心群眾疾苦，密切聯系群眾的良好作風。這些好的作風，在今天對我們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仍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