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闖燈頑疾，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質題，更是一道社會管理題。人人行動起來，人人負起責來，重塑規則文明，才能實現社會有序而高效的運轉。

　　近來，各地紛紛對“湊夠一撥人就走，與紅綠燈無關”的“中國式過馬路”現象動真格。在北京，交管部門也正式向其宣戰，采取先“理”后兵的治理策略：交警將對非機動車、行人的交通違法行為嚴格管理，在宣傳教育工作持續一段時間后，將依法處罰，行人闖紅燈罰款10元。

　　闖紅燈是一大社會頑疾，不獨中國有之。從過往治理史來看，教育為主、處罰為輔是普遍做法。而在新一輪治理浪潮中，依法監管的特點更為突出。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違反通行規定，處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罰款。行人闖紅燈，無論是北京罰10元還是南京罰20元，都于法有據。

　　不只是法律基礎，治理闖燈不乏社會支持。在某網站推出的相關調查中，近八成人贊成對“中國式過馬路”進行處罰。在此前的類似調查中，支持者也占大多數。

　　這樣的數據，說明公眾的規則意識未泯，對社會文明依然保持一份向往。民心固然可用，但越是面對人們的支持和期待，就越要公正執法、常態治理。闖紅燈與從眾心理、盲從行為密不可分，一旦實施處罰，就要打破法不責眾的藩籬，擺脫“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尷尬，讓大家都感受到規則的公平與剛性。更要走出“一陣風”“運動式”等執法誤區，讓人們感受到規則的持久約束力。法無例外，治不權宜，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爭相違規的破窗效應，重建人們對規則的信仰與遵行。

　　在某網站的調查中，還有一個數據值得思考。有兩成參與者持反對態度，其理由是“多地交通燈設置不合理，機動車不對行人避讓，不闖紅燈很難過馬路”。這表明，闖紅燈固然有國人規則意識不強的原因，也有規則不健全、設備不完善等客觀因素。據記者調查，在不少城市，存在通行區域規劃不科學、綠燈時間過短、信號系統落后、人車關系處理失衡等現實問題，這往往使行人想守法而不得，甚至還可能面臨危險，于是只好闖紅燈以求順利通過。這種“逼人闖燈”的悖謬現象同樣不可忽視。

　　“人生能有多少個幾百米，每天都繞幾百米，那人生很大一部分時間就荒廢了。”日前，南京一位大媽針對交警批評其亂穿馬路的“神回復”耐人尋味。治理闖燈頑疾，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質題，更是一道社會管理題。如何創造以人為本、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如何以良性規則引導文明行為，不僅考驗著管理者的智慧與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參與和監督。人人行動起來，人人負起責來，重塑規則文明，才能實現社會有序而高效的運轉。（京華時報）